Post #1546

中国增长模式的形成、演变和调控格局 如何理解当前中国增长模式形成的逻辑及其政治经济学背景？为什么这个模式在推动相当长时期高增长的同时,又引发了经济、社会、环境的多维度失衡？如何理解政府为应对这些失衡推动的各类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措施的逻辑及后果？中国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显然不仅是中国转型发展研究的重要学术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十四亿人口命运乃至全球发展的重大现实挑战。 本文试图勾勒出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来初步回答以上问题。只有借助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才能深入理解到底是哪些国际、国内的结构性因素带来了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塑造了当前的发展模式，有效评估这些因素如何互动并推动这个模式演化到现今的局面。而之所以只能给出一个初步的回答，则是因为要全面厘清这些问题的难度巨大，远远超出单篇文章的范围。但一个良好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有强大的解释力，也将具备良好的扩展性，为未来的系统性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 第二部分给出一个「三二一」分析框架，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发展出来的以投资驱动、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增长模式进行了一个简化的理论阐释。在该增长模式下，国有银行、上游国企、地方政府分别保持了金融部门、上游制造业与非金融高端服务业、城市商住用地的「三领域行政性垄断」;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力推动的国际和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有力地支持了出口导向型非公有制企业的「一类市场化竞争」，实现了本世纪以来持续的大规模出口创汇和高额贸易顺差，并在中国特有的汇率体制下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和超发了大量的对冲性人民币基础货币，最终为各级政府取得税收与非税收入，为上游国企、国有银行和城市政府分别从三领域行政性垄断抽取高额租金奠定了基础。 第三部分考察了这个增长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进一步演化以及多轮次财政信贷刺激带来的全面泡沫化和系统性扭曲，提出三领域行政性垄断租金的相当部分以超常规基础设施建设和超标准招标采购的方式被耗散给相关强势利益集团，同时引发严重的资源误配和收入差距问题。在政府缺乏意愿推动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多轮次「放水」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调控来应对现有增长模式自身内生出来的系统性挑战，不仅没有打破、反而全面强化了三领域行政性垄断。一旦结构性改革无法推进，政府就只能运用传统的放水—调控政策组合来应对巨大的经济挑战，结果自然是「南辕北辙」。 本文在结论部分提出，之所以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所推动的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和微观干预措施效果不彰，根本上还是因为难以形成深层次体制改革的共识，自然就无法推动重大的结构性调整。未来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结果，就是过去十多年来累积的巨大泡沫破裂，不仅会反噬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甚至还会带来中长期的增长停滞，全面跌入一直希望避免的「中等收入陷阱」。 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95-20230100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