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1956

在学院外做学术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两个。一个是我发现，自己的性情和愈益科层制的高校体系，着实难以兼容。我这种爱好自由的性情，和那个时代，和我周围的人，和我的遭遇都有很大的关系。我并非懒散之人，但只会基于自己的志业、喜好和责任感。但即使是为了志业，也是只有跟志业直接相关的部份（比如查资料写论文），我才不会懒散，对于那些工具性的部份（比如考研、考博和求职），我通常是听天由命。2013年高校的行政化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我也大概看得出来，一个大学老师花在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上面的时间，比外界想象得要多得多，但在这些时间里，只有不到一半是和学术直接相关。 如果这是为了效率，或者像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而不得不让大学老师付出的一点代价，那我可能也就认了，然而我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这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化的大学管理体系，很可能是为了驯服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它让大学老师忙于填表格、申项目、评职称、跑关系，上一些自己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课，写一些自己都不认同其价值的文章，以此消磨掉他们的意志，不再去思考一些有现实感的问题，在精神上对他们进行“去势”，把他们变成体制的一部分，以消除这个群体对于体制的威胁。 “七不讲”出来的时候，我仔细看了一下其中的内容，发现一旦贯彻执行，那自己大部份研究，估计也就做不下去了，毕竟做政治哲学的，怎么可能不讲“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我也开始忧心，一个连这些词都变成敏感词的社会，将会是什么样的？很快我就知道答案了。 驯服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另外的一些手段，比如不断贬低他们，摧毁他们的自尊，让他们自轻自贱，这些当局也基本做到了。我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网上发起了对“公知”的污名化和讨伐运动，将他们称作“西奴”、“汉奸”、“美国的走狗”等（至于“恨国党”、“八千”和“行走的五十万”，那得是好几年之后的事），他们的账号也一个个被炸了，连还嘴的余地也没有。这个趋势演变到后来，就是孤烟暮蝉指着知识分子的鼻子骂说：“你们是这个国家的短板。” 这不仅是在学院外做学术的困境，也是在学院内做学术的困境，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可以永远呆在学院内。这十年来学院内的文科学术，主要有两个趋势，一个是规范化，另一个是政治化，规范化的效果难以评估，以前我觉得是总体是好的，现在不敢确定了，但政治化，对于学院内的学者来说，效果肯定是负面居多。以我所在的政治哲学领域为例，这些年在学院内，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遭到打压自不待言，问题是国家主义的学术，其活跃度和成果产出，也远没有十年前来得明显。十年以前，一群学者敢搞出一个“牛津共识”，刘小枫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国父论”，现在哪边都不敢了。当然，有一些文科领域，比如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不少的进步，不过与其说这是因为它们与政治相关性不那么大，不如说是这种相关性暂时被其有用性所掩盖。一旦政治化的趋势发展到极致，那时有大批的学者从学院里出逃也说不定。 https://blogatlarge.com/camus/?p=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