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2090

中国式摇滚席卷石家庄 根据政府组织专家统计的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 接着是领导讲话：要打造一个文化现象，争取10月份出圈。一位参会人员记得，有领导在解释项目缘起时还说了句：我们的摇滚乐总比淄博烧烤高级吧。 3月到7月，类似的讨论会开了七八次。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的创始人韩强每次都在。他说，几乎每个领导见到他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摇滚乐？ 他反复解释：摇滚乐是西方舶来品，咱们要“洋为中用”，提炼其中的精神：自由，博爱，能带给我们力量。 一次会后，本地十几支乐队代表被召集起来，跟省里一位领导吃饭。乐队们开始还有点拘束，后来喝了点酒都放开了，还有人自称摇滚诗人，当众朗诵起原创诗歌。 只有领导不怎么说话，她拿出一个笔记本，认真记录着乐队之间的聊天，流派、风格，什么是pogo、死墙…… 她嘱咐在场的乐队：摇滚乐应该多唱些正能量的东西。 这些演出中很少见到本地乐迷的身影，他们都去Livehouse和音乐节。我在酒吧碰到三个刚从内蒙看完音乐节回来的乐迷，他们20岁出头，经常组团去外地看演出，为带大旗到现场还特意坐30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但对于自己家乡打造摇滚之城，他们显得漠不关心。“就觉得挺荒诞的吧”，一个女孩说，她的印象主要来自河北共青团改编的那首《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一次演出转场途中，一位主唱指着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对我说：“你看见那个领头的了吗？他一直盯着我们，不让接受自媒体采访。” 又有一次，演出后集体采访，一名外地记者问乐队，是哪个部门联系他们来演出的？一名中年男子立刻跳出来，责令所有人把录音笔和录像设备关了，说所有关于政府的事都不许往出说。记者问男子是哪个部门的，对方答，他也是记者，本地媒体的。 被问到怎么看《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改编，聂永问：“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他提出要回答两个版本。一个是“改得好，太正能量了，太符合当下的要求”，而且“以后真促进摇滚乐的发展了，不管它艺术水准如何，我是赞成的”；另一个版本是“很无语，我无法评价”。他说创作者都接受不了作品被人改，“我本来是一把刀子，你给我改成个棒棒糖......这已经不是摇滚的意义了”。 为保证发展的是“高级”的摇滚乐，聂永的结论是：支持政府对摇滚乐适当管理，不仅要审歌词，还要审表演形式，要杜绝“低级下流”，“不能弄得大家觉得摇滚乐是一帮无耻的小人在玩的东西”。 2021年9月，姬赓以乐队成员身份获批成为“2020年度石家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每月人社局给发500元补贴，理由是“在社会比较有影响力，对推广石家庄‘名片’发挥了作用”。 另一张名片《爱摇》的创刊人朱晋辉对此向《凤凰周刊》评价：“一个月从政府领一千个五毛特殊津贴的人，我不该与之再有交集。” 今年3月，段郎也被请去开会，有领导提出，想帮《通俗歌曲·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两本石家庄代表性摇滚刊物复刊。段郎和《通摇》社长都没有表态。 后来段郎对我说；“我们和《通俗歌曲》都曾经受到过......没有感受到有关部门的善意，你现在用到我们了，又把我们拾起来，不断利用我们曾经的名声，我们的心理有点复杂。” 今年2月，韩强的地下丝绒因违建遭到拆除，接到通知时只给了三天时间。那天搬到一半，拆迁队就来砸玻璃了，他不得不在废墟中拯救设备。为了寻找新场地，他在网上发文称“突遭强拆”，随后不断接到派出所电话，让删文。最后改成了“突遭拆除”。 几天后，石家庄市市长约他到办公室，说，我们准备把石家庄打造成摇滚之城，不能让“地下丝绒”这个有名的牌子倒掉。新场地的问题，必要时候政府可以帮忙解决。 7月22日演出当天，这位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站在台上呼吁观众点歌，有人点了一首Beyond的《海阔天空》，他对台下说：“祝大家方方面面都海阔天空，一路长虹。”演出结束后，他面对多家媒体说：“我们石家庄的乐队都很正能量。” 第二天我在咖啡馆问邢迪，摇滚乐不是自由和反叛吗，为什么演出上要说那些话？他说：“那是外国人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 至于筹备期间，政府在会议上展示过的那份统计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韩强看完，直接告诉领导，这份数据严重脱离现实，别说300个乐队，能拿出30个就不错了，而且这30个里没有一个能靠演自己的作品活着，除了万青。 https://mp.weixin.qq.com/s/zIAL__p9FM3qyPw0tuTsx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