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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工与青年IT程序员的职业流动 在互联网行业中，与超时加班同样普遍的是IT程序员的频繁流动，与之相关联的是“35岁危机”、企业之间高薪挖人、员工频繁跳槽等现象。对互联网行业和IT程序员的相关研究，大多会提到该行业高流动性的特征。各类市场报告的数据也显示，互联网均是流动性最高的行业之一。然而对于此类现象，国内学界较少进行系统性的考察，多是在考察互联网行业超时加班、劳动控制方式等其他议题时一笔带过，只有李晓天专门对互联网从业人员的流动轨迹和策略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媒体对此类现象的解释也多停留在企业和员工的逐利动机层面。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对IT程序员职业流动的解释视角进行系统梳理，并从技术分工的角度重新理解IT程序员的流动行为。 信息技术产业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最活跃的产业之一。在此类产业中，企业较少为劳动者提供长期就业承诺和保护，企业间高薪挖人的情况较为常见，劳动者则在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携其通用技能频繁跳槽。对美国硅谷互联网产业的研究发现，IT程序员的高流动行为，正是内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灵活雇佣的制度规范后的结果。中国互联网产业中也有类似现象，由金融资本建构的致富神话塑造了IT程序员的工作伦理。IT精英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和技术能力在行业中高度流动，不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边缘劳动力则将被解聘的境遇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 宏观的制度环境往往通过企业层面的制度安排影响IT程序员的流动。如上所述，自由市场经济中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和缺乏管制的市场竞争，导致互联网企业经营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进而迫使其采用派遣、外包、实习生等灵活用工方式。企业在市场压力下进一步采取绩效考核、末位淘汰制等方式，有意识地淘汰那些知识更新较慢、精力下降、拼劲不足的“35岁以上”员工。绩效考核、末位淘汰制、弹性工作制、全员加班文化进一步导致IT程序员卷入长时间的加班中，削弱了其工作的自主空间，严重影响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部分劳动者不得不选择跳槽或转行。另外，企业组织内部的互动模式，如种族关系，也可能影响IT程序员的流动。吴桐雨的研究发现，由于文化差异、交往圈子排挤和移民身份限制，来自中国的程序员在互联网企业面临各种不公正对待和“晋升天花板”。中国程序员通过积极拓展其名校关系网络，跳槽到其他种族构成更多元或有晋升机会的企业，以打破“晋升天花板”。 布雷弗曼基于对美国20世纪劳动分工趋势的考察指出，在服务业和办公室的工作中，同样存在着生产流程分解、技能退化的趋势。从当前少数学术研究文献和媒体的深度报道看，中国互联网行业中似乎也确实存在着分工细化的趋势。现实中IT研发生产实践的分工究竟是如何细化的？这种分工是否也会迫使青年IT程序员频繁流动?其流动的策略、前景与蓝领普工相比有何独特性？本文将基于互联网大厂的田野调查经验回答上述问题。 在传统行业中，精细化的劳动分工降低了劳动者的技能和谈判能力；相应地提升了资本的生产效率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程度。在互联网行业中，IT程序员往往被作为典型的知识劳动者，拥有较高的工作技能，在工作中享有较强的自主决策空间。但随着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岗位设置和内部分工也日趋精细化。 除了岗位设置上日益精细化外，这种分工的趋势也同样体现在IT程序员的劳动过程中。每一个不同的方案和具体实施都是由不同的人员推进的，且每一个环节上的人员只和自己的上下游有沟通和交集，而对一个项目的全流程和全貌没有详细的认知。这些工作在早期都是交由一位或数位经验丰富的程序员就能够完成全开发链路的自闭环。 制造业生产工序的分解，压抑劳动者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与才能，使其丧失对“概念”的掌控，异化为流水线上重复简单操作的“局部工人”；“去技能化”的劳动者更面临着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威胁。对互联网大厂的IT程序员而言，精细化的技术分工同样使其面临着技术能力提升的困境和容易被替代的风险，成为丧失全局视野的“局部工人”。从笔者的田野经验看，技术分工还进一步影响了互联网大厂IT程序员的职业晋升。技术能力提升和职业发展层面的限制是驱使IT程序员寻求流动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分工日趋精细化。正是这种精细化的分工，导致普通程序员技能单一、视野受限、工作技术门槛低、可替代性强，技能提升面临困境;全面的晋升标准与精细化的技术分工的内在矛盾，则使IT程序员的职业发展面临瓶颈。为了突破精细化分工的限制、实现技术水平和职级地位方面的提升，IT程序员不得不在初期流动过程中采取“以平台换工作”的行动策略；在突破技术分工的限制后，IT程序员中后期的流动相对更顺利，企业平台相比之前呈平移或上升趋势，在薪酬待遇、职级方面则呈现出向上流动的特点。总体来看，IT程序员的流动轨迹是“迂回式”的。但受限于个人能力和企业平台，在初期流动中能成功实现预期的只是少数。尽管IT程序员积极主动地通过流动寻求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但这种为突破技术分工而进行的职业流动，并不影响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分工趋势。 与传统制造业工人一样，普通IT程序员同样面临着技能退化的困境和容易被替代的风险，同样在技术分工的驱使下离职。但与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同，青年IT程序员的流动不只是简单地逃离异化，而是更为积极主动地寻求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尽管如此，无论是蓝领生产工人缺乏目的的流动，还是IT程序员精心规划的跳槽，都不会影响行业层面技能退化的大方向。无论是在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互联网行业，资本对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的兴趣并无差异。资本的生产技术越强、组织化程度越高、管理方式越完善、对全球劳动力资源的调配能力越强，个体劳动者对于庞大的系统越无能为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对行业中的去技能化趋势尤其缺乏抵制能力。布雷弗曼的预言在中国的互联网大厂中再一次得到印证，马克思对工业时代劳动异化现象的刻画在信息时代仍具有一定的穿透力。 汪建华,何冠霖.技术分工与青年IT程序员的职业流动[J].中国青年研究,2023(09):61-68+76.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3.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