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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人口悬崖 1990年1月1日,有2784名婴儿在上海诞生;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1148名婴儿诞生;再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380名婴儿诞生;至2020年的同一日同一城市,156名婴儿诞生;2021年同一日同一城市,仅有27名婴儿诞生。 上海市的出生率正在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之前疫情期间夫妻被逼整天待在家里,也没有能够对出生率带来统计数据上可察觉的反弹。 上海的新生儿出生统计,其实是全国生育状况的折射。中国的出生率于2019年降至千分之10.5,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已经进入“超少子化”状态。这个数字无论与本国数据相比还是和国际数据相比,都是极低的。急降中的生育率、出生率,宣告了几年前的“单独二胎”和“全面二胎”政策失败,也敲响了对中国经济乃至民族存亡的警钟。 人口悬崖对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先导致制造业从业员的萎缩,然后带来服务业成本的上升,触发一系列行业的变局,或生产线外移,或产业升级,或机器人替代,最终也许仍然躲不开服务业成本的迅速上涨。 第二个重大影响是医疗费用的暴涨。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超过17%,这群婴儿潮出生的人群对医疗资源的占用和所产生的费用明显增加。更重要的是,未来二十年年龄超过80岁的超老龄人口预计会暴涨,而80岁以上年龄段的医疗开支是60岁以上年龄段的八倍。 人口悬崖对我们财富的最大影响是房价。日本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有日元汇率急升和事后央行政策失误等一系列原因,不过最大的基本面原因在笔者看来是人口结构的逆转。日本战后婴儿潮人群逐步通过人生周期的拐点,储蓄需要为日后的变现做准备,于是花钱减少、投资欲望下降,而年轻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就业机会不稳定,形成经济与就业的恶性循环。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是日本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 中国政府曾经希望通过放宽计划生育限制,扭转人口增长失速的问题,但是看来这项政策失败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高腾的住房价格和教育开支重压之下,年轻人没有强烈的生育欲望。除了在政策出台的第一二年有些小抬升外,放宽二胎限制几乎没有对人口增长带来多少刺激;相反,出生率出现了俯冲式下降。 韩国比中国早二十余年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由于生育率急降,于1996年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反弹。2020年全国死亡人口更超过出生人口,被牛津大学教授称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中国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上,继续叹慢板。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透露,即将对东北地区开展全面开放生育的试点。中国人口增长出现断崖式下跌、人口老化和结构性倒挂严重,这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是板上钉钉的,根本不需要再慢吞吞地试点?不解决住房、教育、育儿、医疗成本问题,光光开放生育也是不够的,低生育率在中国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东北人口流出严重,其背后是经济和就业市场缺乏活力,经济基本面因素势必影响东北的出生率和人员流动率。 中国的人口悬崖现象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解决过程。韩国前车之鉴表明,重新培植生育文化是一个艰难、曲折的社会工程,并非一项政策便可一蹴而就的。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扭转生育率急跌的局面,对此掉以轻心是对民族的未来犯罪。 https://mp.weixin.qq.com/s/b-iy4pqE7q_Kdtv4uApR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