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2271

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 我们在这里生，在这里老，在这里病，在这里死。但我们不算本地人。我们是身在中国的外籍居民，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永远都是暂时的，无论多久。我们在这里生养，但我们的孩子不是中国人。我们在这里变老，但永远不会退休。我们在这里心脏病发作，或是得了癌，不管能不能幸存，我们都必须回老家。不管我们将多少人生岁月豪掷于此，在华外籍人士都不能在此安葬。我们最终都要离开。 在中国待了将近二十年，我有不少朋友生了孩子，也有朋友去世。我眼看着大家变老、得病。无论他们——我们——从哪里来，都要经历生、老、病、死，这四大人生关头谁也躲不过。 你们肯定在哪座城哪条街上看到过我们，但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不管我们的中文水平有多高，不管我们有多么融入在地社区，不管我们和谁结婚，不管我们在这里逗留多久，在最要命的四大人生关头，我们总能回到老外的泡泡圈里。 在中国生孩子的外国孕妇必然要面对这种差异，在两种方式间不断磨合：在西方，盛行个体选择孕产方式，讨论各自的“生养体验”；在中国，医院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有一位外国助产士曾向我这样描述：对一个家庭来说，怀孕、生育孙辈几乎被视为一份正职。 安德里亚是一位“导乐”。导乐的角色介于准妈妈们的翻译、智囊团和教练之间。她们会提供关于超声检查的咨询和建议，甚至在分娩时提供帮助（有时会用微信视频通话参与分娩过程），但她们不是专业医护人员。 导乐还有责任告诉客户，有些分娩方式在她们国家司空见惯，比如在家生，但在中国不受推崇，甚至会被强烈反对；再比如，如果孕妇不想按照规定仰躺，而想试用别的分娩姿势时，导乐也有责任协助护士和助产士。 据她的回忆，那位女士决定坐在分娩椅上，但医院的助产士非常困惑，不知道怎样给产妇消毒，怎样给她铺治疗巾。助产士斟酌良久，反复考虑该如何规范操作；与此同时，那位产妇就干坐在椅子上等。助产士拿不定主意，去问医生该怎么办。 结果，婴儿出生时，医护人员都不在房间里。是安德里亚亲手接住了孩子。“妈妈很好，孩子也很好，”她说，“助产士反倒手足无措，因为这情况和她学到的、她习惯的那套方法完全不同。” 如果医生表示欢迎（医生们通常都喜欢有免费帮手，哪怕导乐没有正式身份），而且，如果待产夫妇不能或不想支付私人诊所的高额费用，她们就能在公立医院提供服务；当然也可以在私立医院，某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私立医院的检查费和分娩费就可能超过10万元人民币。 借由这个网站，我们能窥见对于外国准妈妈及其伴侣来说哪些事是重要的、在华外籍人士如何试图在中国医院里复制西方孕产经历——打造“孕产泡泡圈”。导乐就是这个网站提供的其中一项服务。 “我们希望自己拿主意，虽然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我们想去享受怀孕的过程。我们想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被听到了，”卡曼说，“在中国，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并非第一要务。” 我们年纪越大，中国就越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外国人必须年满十八周岁才能来中国工作，但我们是不是必须像中国公民一样在五十五岁或六十岁退休，仍然是个未被裁定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查尔斯受到绿卡的保护。 查尔斯拥有永久居留权，属于极少数绿卡持有者之一。截止2020年，中国政府发放的绿卡不到17000张。相比之下，美国在同一时间段内发放了超过200万张基于就业的绿卡。查尔斯享受政府为中国公民提供的福利，但涉及工作时，他就处于某种灰色地带了。 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变化也就越大。据金杜律师事务所所言，有些外籍人士已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劳动法规定我们应该退休。还有些人在互联网上谈论怎样从我们的月薪中收回8%的养老金——在中国工作十五年后就能提取这笔养老金，但考虑到签证和医保的现实状况，我们十有八九都用不到这笔钱。 该律师事务所表示，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条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最低年龄是十八岁，但没有明确规定外国人该不该遵照中国对法定退休年龄的要求。”查尔斯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了很多年。反正，他的人力资源部门也好，出入境管理局也好，谁也没有跟他说：他不能这样做。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二十来岁来中国的，和我当年一样，现在也都和我一样四十多岁了。他们是来找机会的，或是来工作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2022年，许多人走了，去新加坡、北美、欧洲，但也有一些人留下来了。 留给他们中许多人的时间不多了。中国公立学校体系让他们敬而远之，因而，他们把孩子送去国际或双语学校——学费可达每人每年30万人民币以上，这还只是幼儿园的收费。如果没有高管层薪资的支撑，光是学费就会让他们最终离开中国。只要外国人在中国生下一个孩子，沙漏就会翻倒过来，倒计时开始。 查尔斯现在孤身一人，账单寥寥，他不需要养老金。我们没谈这事儿，但他拿到绿卡时，明面上规定的最低工资是年薪72万元。他肯定够格，反正他也不想退休。 按照不同的统计方式，我们可以被分成各种阶层、各种数据图表，但要说衡量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水准，能获得何种程度的医保绝对算得上决定性的标尺。 只要我们在工作——因为要签证，我们在中国生活几乎都要仰仗一份工作——我们就都有中国的医保。我们可以和任何中国公民一样，去公立医院就诊，只不过，要先搞清楚这儿的医院怎么分科、怎样在迷宫般的医院里找到该去的地方、怎样预约挂号、怎样与医生沟通，后面的问题还多着呢。大多数老外要在老弱病残孕的状况下亲自抱病摸清这些门道，真的太难了。 请进入外国人的“医疗泡泡圈”：这个圈子里的医生会讲数十种语言，可以电话预约，从新生到濒死，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费用极高。奥拉贝戈亚每年要为私人医疗保险支付15000元人民币，刚刚好，能解锁这个泡泡圈。顶级的医保费用可能会高出几倍，或许包括在中国无法治疗的情况下，将你空运到另一个国家的医疗运送服务。 这倒不是说我们怀疑中国大城市医生的技术或专业素养，我有很多朋友都去公立医院享受常规医疗服务。但是，假设真的出了大状况，我们希望能和医生语言相通，即便中文很好，我们也希望得到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医疗期望的安慰。假设这种安慰是有偿的，我们可以花钱买。 奥拉贝戈亚在第一时间被送往手术室。医生用47针才将他的脖子缝合。粗糙的伤口险些触及他的颈动脉和颈静脉，但最大的风险在于绳子很脏，造成了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医院将他留在重症监护室，两天后才出院。他花了三个星期康复。保险偿付了16万元的医疗费用。他说自己幸好买了保险。那个放风筝的人，他们一直都没找到。 他的中国伴侣的雇主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安排了一家私立医院的体检项目，谁承想，检查结果显示他最近有过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迹象——他甚至浑然不觉自己发过心脏病。他被救护车送往中国最顶级的一家公立心血管医院后，有位医生冷漠地对他说：必需立刻进行挽救生命的治疗。他必须入院才能接受治疗，他问什么时候有床位，得到的答复让他大吃一惊：“我又不是神算子。”说完，那个医生就招手让下一个病人进来。 医生轻描淡写地将他拒之门外，这让他非常无助，希望彻底幻灭。他感觉自己命在旦夕，医生也没有推荐别的公立医院。马克和他的中国伴侣很快梳理了一下他们有多少选项，最终选中了一家知名的国际医院，他在那里接受了能救命的治疗。他没有私人医保，住院费达15万元。他自掏腰包。 “大多数外国人会为了治大病而离开中国，我理解那是为什么，”凯瑟琳对我说，“就算用母语，那些医学术语都很难懂，更不用说用外语了。” 自1995年起，在中国亡故的外国人不允许被埋葬在公有土地上，骨灰也不能撒在公有土地上，只有对中国做出“特殊贡献”的极少数特例除外。外国大使馆的任务是联系死者的近亲，之后，死者的近亲通常会雇用罗泽斯特这样的公司完成后续操作。 罗斯泽特公司是比利时人维尔弗里德·维尔布鲁根在大约十五年前创立的，在吴琼心目中，他拥有父亲一般的地位。据其官网介绍，公司服务范围包括涉及“医院、紧急干预小组、医院太平间、法医中心、殡仪馆、火葬场、公安局、以及各地、区、市级的民政局、公证处、外交部、殡葬协会、本地灵车公司、检疫检验、机场海关、货运代理、航空公司代理和收货方”等环节的相关事宜。 在中国，丧葬是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服务价格是固定的——但对我们来说并非如此。据《中国日报》报道，2015年，中国公民防遗体腐的官方价格是300元人民币，但吴琼告诉我，外国人可能要付更多钱，特别是在经办人员不太熟悉流程或规定的偏远地区。 一次典型的遣返，费用包括防腐和机票，总额会有六位数。我请吴琼估算一下，万一发生意外，将我的遗体运回美国需要花多少钱——她给我的答案是：12万元人民币，送到亚特兰大机场。我在迈阿密的家人会在机场签收，之后怎么办，就得靠他们自己想办法了。 根据罗斯泽特公司的统计，维尔布鲁根、吴琼和另外两名中国员工平均每年要处理120—140桩委托案，不到在华外国人死亡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公司曾将遗体送往八十多个国家，但排名前三的目的地是德国、美国和英国。 维尔布鲁根处理过那么多死亡事件，遍布中国各地，他非常清楚各地殡葬业的质量和性价比，能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城市就只有上海了，尤其就防腐的专业性、棺椁的工艺而言。“在中国，死在上海是最好的。”维尔布鲁根这样说。 在吴琼看来，这份工作意味着一项使命，要为那些在遥远的异国失去亲人的死者家属提供服务。她希望余生都能从事这项工作。如果她的前老板在中国去世，吴琼，或是她的同事，很可能不得不将他的骨灰送回比利时。 维尔布鲁根倒是不太担心。“不管是中国还是比利时，我死在哪里并不重要，”他说，“我只求不要死在医院里！” https://mp.weixin.qq.com/s/YiyK5os85cvWk6_2-E-P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