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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最后十个春节 早在1960年代前期，胡耀邦主政湖南湘潭和陕西时，他就努力消除对“四类分子”的歧视政策，对他们一视同仁。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胡耀邦对身边的人说：“地富反坏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了，但作为这个阶级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是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1979年是进入新时期的第一年，但是与之而来产生了很多新的冲突，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就是，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现代性启蒙被压制，被认为是异端、离经叛道，甚至很多有着创意和作品，又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这给刚刚复出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压力。1980年2月中上旬，也就是春节前夕，胡耀邦连续出席了出版界、民盟中央和文艺界的三个座谈会，给知识分子打气，鼓励他们继续大胆创造、大胆表达、大胆关心社会和国家建设。 2月9日（农历小年）这一天，胡耀邦出席出版界座谈会，他特意给大家讲了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他说，春秋郑国子产推行新政，那时候乡校是读书人的公议场所，大家的批评很多，于是有人向子产关闭乡校，而子产却回答说，他们说得对，我就听从，说的不对，我们也应该回避注意，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国家就要衰败了！（善也吾行，不善吾避，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胡耀邦特意把这几句古文背诵出来，既是对知识分子的鼓励，也是对执政党的提醒。 胡耀邦在茶话会上，首先代表党中央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党内过去不少人夜郎自大、骄傲自满，不会同党外人士合作，以后我们要努力改正，要与党外朋友搞好合作共事。胡耀邦也注意到，拨乱发正几年来，民盟成员参政时，只敢表达 “对！对！对！”，不敢随便发表意见的现象。胡耀邦向他们保证说，以后不存在“引蛇出洞”了，恳请大家敢于反映情况，敢于提意见，敢于帮助我们共产党纠正缺点。 胡耀邦说先讲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指出，过去讲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是不对的，文艺是独立的，不过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对于作家的创作自由，胡耀邦说，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 胡耀邦特别强调，作家的作品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讨论、可以帮助，但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出了毛病打成反革命。讲至此，联想到“文革”中文联、作协上百名成员被迫害致死，胡耀邦激动地说，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对于当时的“歌德”与“缺德”争论，即文艺作品是否能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争论。胡耀邦说，我们的社会落后的东西还很多，我们对落后的东西要揭露，不能把揭露落后面看作敌对的东西。胡耀邦关注到最近沙叶新、蒋子龙等年轻作家暴露政府机关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说，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很好，我们的相声《假大空》也很好，都把搞假、大、空的人集中讽刺了一下，党也非常希望文艺界的同志，同我们一道采取正确的方针，运用文艺创作的手段来揭露，克服官僚主义、特殊化。 胡耀邦在履行新的职务角色时，特别注意到一条：打破过去党中央和领袖高高在上，与群众保持距离的情况，让群众也有接近他们的机会。由此，他做出了向社会开放部分中南海办公区的举措，另一个就是在1981年春节这一天，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邀请首都200多名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走进中南海，与中央领导人一起联欢，共度新年。 对于很多人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担心，胡耀邦一针见血反问道：不要把包产到户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也不能说集体劳动就有优越性, 奴⾪社会就是集体劳动，它就比其他生产方式优越吗？ 对于一年多来，因为不断受到攻讦，广东、深圳领导层出现的畏惧、保守心理，胡耀邦鼓劲说，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不要搞成和全国一样的模式，不要把自己的手脚缚起来。他以与会的广东、深圳领导干部几乎都穿着藏青色中山装为例，高声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要同外商打交道，人家的第一观感就是穿着服饰，如果坚持老样子，人家就觉得你这里还很落后，担心这里投资有风险。” 当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反映深圳的电话设施无法满足商业需要，而我国无法解决技术设备，特区政府希望与香港电信公司合资解决这个问题，邮电部门却担心“损害主权”，推诿不予办理时，胡耀邦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批评道：有些部门总是喜欢保护自己落后的东西，它们对改变陈旧落后的事物毫无兴趣，卡人家却很有办法。他立刻让陪同人员立即拨通了邮电部的电话，邮电部一位副部长很快赶到深圳，解决了久拖不决的问题。 腊月二十七，胡耀邦来到最后一站是蛇口工业区，听取招商局负责人袁庚的汇报。袁庚除了介绍经济建设成绩外，特别提出希望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让员工民主选举工业区管理机构，只有干部的乌纱帽是群众给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对群众负责，他特别希望总书记予以支持。 胡耀邦对袁庚想法颇为赞赏，他说：你们的设想和看法都很好，这样改革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元朝戏剧家关汉卿有一出戏讽刺官僚主义，有四句话很生动，叫做“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朝上堂敲三下，卜（不）通卜（不）通又卜（不）通”，挖苦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什么都不懂，只会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你们要有改革的决心来改变这种情况。 袁庚汇报结束时，还特别感慨地说，从商鞅到戊戌变法，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胡耀邦没有正面回应袁庚的这个想法。不过，当时在场的几位历史人物，无论是胡耀邦，还是任仲夷、梁湘、袁庚等，尽管为国家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结果都不是太圆满。 他在与湖南省教育厅长朱尚同谈话时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我们的政治生活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等左的投机者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分析阶级社会时说，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不过从过去到现在，“奴才”一直存在，奴化思想一直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胡耀邦说，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相当一段时间里，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指黄万里等），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就划为右派。为了让大家敢说话，克服“奴才”思想，以正压邪，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分权监督，这样才能保护不同意见，我们有人大，有纪委，还有监察部，但是如何形成真正的监督力量，值得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最关键是党的自身改革，这是最难起步的难点，不过不能操之过急。 胡耀邦又感慨地说，虽然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从大跃进到现在的实践证明，凡是逆着社会上大多数人意愿的政策，无一不失败告终；我们老是讲“民主集中制”，但是不能光讲集中，不讲民主，光集中权力，而不集中意见，反而以集中之名，强迫大家接受自己的意见。 胡耀邦还关注到当时蒋经国在台湾推行的改革，朱尚同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谭廷闿的秘书，1949年后去台湾，对这个问题也颇有了解。胡耀邦说，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儿子，但他亲民务实，与人民打成一片，顺应民意做了若干政治改革，才受到老百姓的怀念。 胡耀邦也关注到蒋廷黻等人对中国文化中“大同思想”反思，他说，大同思想有好有坏，但是容易让我们陷入空想主义、平均主义，我们很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未必真的懂马列，就是因为这与大同思想有一致的地方，过去很多“左”的错误就是因为犯了平均主义错误，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突破，不然只能大家一起贫穷，没有进步。 当袁学之感谢胡耀邦对湖南省平反冤家错案的支持时，胡耀邦说：我们应该光明磊落，敢于面对事实，是则是、非则非，封建时代的帝王还可以下罪己诏，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严于律己呢？孟夫子不是讲过“以德服人者，衷心悦而诚服也”吗？ 在谈及中国问题和出路时，胡耀邦激动地站起来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和“科学”不够，专制愚昧太多，未来的出路在“民主”和“科学”。”杨第甫补充道：“还有法治。”胡耀邦说：“法治当然也重要，但没有民主分权，没有制衡，老百姓没有监督权，不会有真正的法治，我们为民主和科学已经奋斗了70年，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 在长沙，胡耀邦思考最多的还是当属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知识分子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好提意见，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是执政党，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机构。他们提出的意见对，就听取；不完善的，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正确的就不听。还可以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辨论进行说服，千万不要压服。” 胡耀邦还说，现在有些领导嫌老百姓不知足，说他们是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不赞成这个批评，现在不是人人都能吃上肉，就是吃上肉，也不能堵住人家嘴巴，不让人家提意见！ https://mp.weixin.qq.com/s/auj7q6VVcEQXe0LH_551jw https://mp.weixin.qq.com/s/eeaT9eKDP0oIJxsznJp5bw https://mp.weixin.qq.com/s/QIOjHJp-0z2oVAUDUb00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