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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静||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形成、特点及困境根源 辉格史观作为一种历史编纂方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辉格史观指英国政治史领域中以辉格党为主角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方式，认为辉格党是英国历史进程中的主要进步力量，在辉格党带领下，英国不断进步到当代社会；广义的辉格史观即辉格式历史解释，这是史学研究中一种更为一般和普遍出现的倾向，其以当代社会的视角研究过去，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充满道德审判，将历史人物分为促进或阻碍进步两个阵营，认为历史必然是一部进步史。 1931年，巴特菲尔德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将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含义从英国宪政史扩展到一般的史学研究上。他宣称，“历史的辉格解释”是很多英国史学家都有的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派的立场叙述历史，称赞已经获得成功的革命，突显过去社会出现的一些进步原则，编纂出可以确认现实尤其美化现实的故事，试图从历史研究中得出历史自身无法提供的结论。可以说，一切历史叙述都可能陷入此类谬误。此后，辉格式历史解释不仅限于辉格派的历史观念，而是历史学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编纂历史的方式，历史学家也开始自我审查并反思史学编纂问题。 辉格式历史解释存在以下特点。首先，辉格式历史解释建立在一条以现在为中心的、隐蔽的筛选原则上，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关于历史叙事的编纂体系。辉格史学以“现在”作为研究“过去”的参照和准绳，以“现在”为中心构建历史解释，从史学家自身所处的时代来组织历史图景，认为只有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才最有价值、最有意义。辉格式历史学家在研究从过去演进到现在的历史时，往往站在当代历史的巅峰上俯视历史进程，根据历史结果来组织、选取历史叙事，站在历史的成功者一方进行历史叙事。这会导致史学家忽视那些与现在没有多少关系的历史现象，进而忽视那些最复杂、最棘手的历史现象。他们通过寻找、发现、钩沉历史上那些思想观念与现在相似的人物或团体，并用历史上的其他人物来衬托。这样，辉格式史学家常常会想象自己发现或找到了当代各种社会现象或思潮的历史根源或鼻祖，尤其会拣选出一串特定历史事件最终达到当代社会的思潮或现象。例如，有的线索可以经由马丁·路德和一长串的辉格派，最终达到现在的“自由”观念。这就排除了其他历史因素，通过节选历史找到了一条研究复杂历史的简单途径，据此获得一套现成的、虚假的历史编纂或概说。辉格式历史解释背后隐藏的原则是历史学家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据此，历史学家能够很快发现过去发生了哪些重要事件，即那些从当代视角看是重要的事件。这种历史解释是一种后置性史学，从历史发展的结果——当代社会出发，回到档案文献中寻找符合需要的材料，并以当代社会为标准编辑史料。这会把历史学家关在一个超出想象的循环论证里。总之，如果始终以现在为标准，很容易产生“时代误置”的神话。这又导致了很多史学误解或诡辩，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态度。 其次，辉格派史学家持有明显的进步历史观，将历史划分为进步阵营和反对阵营。辉格派史学家认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明显存在一个“进步”原则，以当代为直接参照系，将过往历史争论或对抗双方划分为“进步的朋友”和“进步的敌人”两个阵营。他们把现代世界看作进步阵营战胜反动阵营、光明战胜黑暗的结果。这会导致历史人物被轻而易举地归入到促进进步或阻碍进步两个阵营中。例如，对于宗教改革，辉格史学家认为，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在为创造现代世界奋战，天主教徒则在迂腐地捍卫黑暗的中世纪。对于英国革命，辉格史学家宣称，17世纪的清教徒创造了现代英国的宪政体制。对于近代英国获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原因，辉格史学家将之归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尤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主传统和进取精神等，强调英国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议会民主政体，是代表民主传统的贵族同代表专制倾向的国王长期斗争的结果。辉格史观认为，辉格党人与新教徒一直是“进步”原则的同盟军，托利党人与天主教徒则永远阻碍这一原则。这是一种非黑即白式的两分法，在分析、评判过往社会时，这种叙事方式很方便就能发现促进历史进程的伟人和决定历史命运的转折点，并产生有利于辉格党人和新教徒、不利于托利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历史偏见。 最后，辉格式历史解释忽视历史进程，把历史叙事过分简化和戏剧化，充满了道德审判。辉格史学以“现在”为中心，简单地把一切历史产物或成就都归功于伟大人物。这会导致历史学家把复杂的历史进程看作简化的版本，简单地把历史变革或成就归因于某个党派或个人。所以，辉格史学充满了对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过度戏剧化的历史叙事。例如，辉格史学家把马丁·路德本人戏剧化，将路德看作中世纪信仰的反抗者和宗教宽容、思想自由的奠基者，认为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促使了现代世俗国家的产生。其认为，正是因为马丁·路德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才有了英国的现代社会；正是辉格党人长期坚持与托利党人和专制君主进行斗争，才形成了英国现在的宪政体制。此外，辉格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充满了色彩和传奇，尤其麦考莱，其描述的威廉三世形象过于伟大，甚至“最好的政治家，无论辉格党的还是托利党的，都不免显得矮小和偏私”。他喜用夸大辞藻突出辉格党在历史上的作用，夸大英国政治民主发展进步的程度。辉格史学还对历史人物充满了道德审判，认为当代人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就是做出价值判断、进行历史裁决的终极标准。例如，其会给马丁·路德自行增添一些美德，宣称路德的抗争是为了一个比他自己所能意识到的更伟大的目标。事实上，麦考莱也曾说哈兰是一个历史的绞刑法官，在其审判的一长串历史人物名单中，即使他们都不缺乏材料证明自己的品德，也很少有人能逃脱判决。 总起来说，辉格派历史观念是很多英国历史著作都存在的一种观念，而辉格式历史解释则是一般历史学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智习惯和写作方式。其特点是以现在为中心，相信进步史观，将历史划分为进步阵营和反对阵营，简化和戏剧化历史进程，以当代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裁判。这是把一种特定的、人为构建出来的形式强加于整个历史进程中，描绘出一个人类历史都必然美好地通向当代社会的通史图景。然而，这种历史编纂只是历史学家自己头脑中的一个虚假图景，其试图回答的问题，将是真实历史至今仍不能回答的问题。 作为一种历史编纂方式，广义的辉格式历史解释存在于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科技史、宗教史和数学史等领域。这些历史叙事存在着很大的谬误或陷阱，即通过历史学家半真半假地陈述或捕捉一些现成的说法，进行凌空蹈虚式的、含混的思考和概说。辉格式历史解释主要会导致产生两类谬误。 第一，历史叙事过于戏剧化会导致历史学家错误理解特定冲突中的对立双方。只要深入研究英国历史进程，就会发现现代英国的宪政体制是辉格党与托利党长期斗争、互动、妥协并制衡等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结果，它是历史的产物而非某个政党或个人活动的结果。与其为当代人享有的自由而感激加尔文教，人们更应该感激那些历史的紧要关头与相关的机缘巧合，正是它们一起把加尔文教悄无声息地转变为自由的同盟。巴特菲尔德的观点并不意在否定历史与当下、过去与现在的关联，而是强调不应该把历史看作政治的附属，不能为了当下政治的需求歪曲真实的过往历史。 当代世界的种种现象是各种意志之间互相冲突、斗争妥协的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任何一方都没有想象到的或未曾希望看到的，但正是两者的存在和它们之间的冲突才有了今天的结果。如果历史学家只是通过简单类比就轻率下结论说，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一方的新教徒是为了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而斗争，天主教一方则在阻碍当代社会的到来，历史学家就会陷入一种“非历史”的谬误中。其谬误在于，如果当代一个研究16世纪的历史学家头脑中所思所想的都是当代社会的话，他会忽略一切中间世代，直接在宗教改革时代和当代社会之间做出推论，他会直接把过去与现在放在一起下论断。这会导致历史学家把事件之间的关联过于简单化，从而导致对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当代的关联产生彻底的误解。 第二，辉格史学往往脱离研究对象的时代语境，用“非历史”的态度进行循环论证或想当然地评判历史人物或事件。这种基本谬误还使历史学家进而关注各种社会思潮或现象的起源，并易于把起源的追溯转变为探查不同时代的相似性。这容易导致史学家忽略上下文的文本语境而有目的地摘引出加尔文的众多语录，并抽离它们与当时特定历史情势或语境的关系。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加尔文的思想观念和当代世界有着某种相似性，并会在加尔文那里发现当代思想的先兆。如果历史学家只是发现了第一个谈论“宗教自由”或“现代国家”的人就声称发现了“宗教自由”或“现代国家”的起源，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真实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复杂互动的过程，每个历史参与者的愿望与行动都卷入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历史转变往往是特定历史环境与人和人之间博弈互动的结果。我们不能只是因为路德曾经提出了一些自由原则，就顺着一条虚构的直线把当代的宗教自由追溯到路德。 辉格式历史解释产生谬误的根源在于，有意无意地把历史知识的编纂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从中得出一些推断，给历史强加一些史学研究并不能发现的教诲，却宣称这是历史的声音。然而，历史学家的主要目的是阐释过去与现在的不同，并通过这个方式成为过去和现在的中介人或传递者。而强调和放大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的相似性，就超出了历史学家的任务范围了。这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说，我们既不应该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也不应该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历史学家应该谨慎地航行在以过去为中心的历史观和以现在为中心的历史观之间。 辉格史学要建立一个抽象的、超历史的标准，以此来判断历史人物或重大事件，这是不可能的。不管这个标准是来自神学家所假定的神圣权威，还是来自启蒙哲学家所假设的静态理性或静态自然，因为建立这类标准的想法本身是“非历史”的，与历史的真正本质相抵触。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的是可变事物的变化，而非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审判。 https://mp.weixin.qq.com/s/6g54OyVfou1bASxiOCH6J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