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观察日志

2023 终有一别 https://china.caixin.com/2023-12-24/102149416.html

我们不为2023年说好话 一万个例子，都可以指明一件事：尽管政治学家对全球化前景忧心忡忡，但对怀旧的情绪，却率先完成了全球化，不分中外，天下趋同。 面对这种状况，刻薄者会讽刺人类文明进程进入贪吃蛇时刻，深邃者则会觉得人们的踟蹰，是一种矫情。至于为什么怀旧会像瘟疫一样弥漫世界，却少有人谈及。 时至今日，尽管依旧会有硬汉把这种情绪视为软弱，但却没有什么人再会把它当作疾病了。甚至还被当作了一种向上的力量，比如无数相关论文指出，怀旧可以增强人的社会联系感，是驱散孤独感的火把，可以给人一种精神稳定的力量。 而传媒艺术家博伊姆则在其著作《怀旧的未来》中指出：怀旧并不只是关于过去，也有可能是前瞻性的。人们所怀念的或许并不仅仅是外化的表征，更有可能是对未来何处去的思考。 基于此，当2023年全球陷入怀旧情绪的状况，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怀旧的背后是失望和疲惫。 记得在2022年底，人们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觉得一切终将回归正常，为这个年头赋予了很多想象。但时至今日，坦白地讲，2023年是不尽如人意的一年。 在宏观层面，预期的乐观情绪无一兑现。在微观层面，每一个人都在时代的焦虑漩涡中感到不安。身处其中，我们会为了各种话题争吵，性别的、政治的、感情的以及各种有的没的。 世界震荡的蝴蝶效应，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巨变，让人清晰无误地感受到： 往日不再。 2023年，我们告别了全球变暖，走向更糟糕的时刻。 “全球变暖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时代到来。”在酷热的7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这样说到，你可以将其视为警告，也可说是无奈的句号。 在一些环保主义者看来，2023年也可以被称为动物起义之年，各种动物通过自己的“愤怒”试图推翻人类文明的暴政。 2023年，我们迎接愤怒。 除了气候异常带来的情绪变化（中外研究都有证明气候变化影响人类心理健康的结论），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都让人们变得更加愤怒。 一个证据是2022年盖洛普全球情绪报告。报告在调查122个国家中的12.7万人后发现，人们的不快乐指数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在受访前24小时感受到了愤怒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转化成了对政治的不满，这一点在西方国家显得更为严峻，2022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在收集了28个市场的36000名消费者的反馈之后，他们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现有制度未能解决当前问题。 全球游行追踪印证了民众的愤怒，该平台汇总的数据显示：近两年，全球各地针对经济问题的抗议与游行数量变得越来越多，2022年较2021年多出了45场针对经济问题的游行。 年轻一代身处其中更显艰难。更宏观的数据显示，Z世代的乐观情绪正在逐年走低。无论是糟糕的生态问题，还是颓丧的经济问题，都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我们的未来被上一代偷走了的悲情。 尽管总有人会嘲笑这些怀旧词句的效力，但在整个世界趋于保守的当下，从过去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当下面对经济泥潭更不知所措的阿根廷，刚刚选出的政治素人米莱，都证明了看似抱怨的愤怒，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现实生活：从未知走向未知，从风险走向更大风险。 尽管临近年底，照例应该为刚刚过去的一年说些好话，但面对如此混乱且令人疲惫、像个高压锅的一年，任何确定的、乐观的话语都会显得虚伪。 过去我们还会用《xxxx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作为题目，但如今我如果要说我们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期许，那么我们希望人们在愤怒之外，能够拥有更多怀疑与冷静。 这一年，我们在互联网上见过太多以正义为名的“猎杀”了，它们造成的人间悲剧，都在告诫着人们，着急寻找一个答案的鲁莽，往往会让寻求正义变成可怕的暴行。 https://mp.weixin.qq.com/s/aJ8WnYNsQO85nOP9-oZ-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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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区记者手记丨惨痛的底色是贫穷 第二天、第三天，我都待在大河家镇的几个村。我听到更多的死伤，有的被屋顶砸中脑袋，有的梦里被墙掩埋，有的一家四口遇难，有的儿孙皆亡。我也跟着灾后房屋安全排查的工作人员看了更多的危房，裂缝、缺口、碎玻璃、倒掉的屋檐、歪斜的墙壁，比比皆是。陈家村和韩陕家村的村支书告诉我，初步的评估结果是两村约80％的房屋“不得入住”，加起来超过1000户。 当地民居的典型情况是，一个小院，院墙是空心砖砌成的；三间偏房，很可能是土坯房；三间正房，砖木结构，墙壁、玻璃、门楼看上去很新，但走到里面去看，连漆都没有，更别说好家具了，水泥也不好，用手就能扣下来。 村子的样貌也类似。拿韩陕家村来说，主干道修得不错，道路两旁的房子统一刷成黄墙，底部还有灰色的墙砖花纹。震后，这种墙很多倒塌了，才露出里面泥墙或者空心砖的底子。而离主干道越远的社（小组），房屋就越难看。 起初我对这种现象不太理解，以为是农村常见的“装门面”。采访后才知道，这和扶贫政策有关，之前土坯房、泥房很多，从 2016年开始，积石山县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危房改造，最终实现了全县“无一户危房”，有危房的村民每户给补贴，建正房，补贴2万到2.5万。建偏房，补贴1.5万。最困难的贫困户，村里雇工程队建房，墙壁、门楼有额外的补贴。道路两旁的墙漆，也是这时候县里统一刷的。 所以，很多村民的房子“新老混居”，既有老房子，也有新房子，都图便宜，用的材料不好，新房子盖好后也没钱装修，墙壁大门外面看上去很新，里面则不成样子。不管是村里盖还是自己盖，危房改造的主要验收标准是间数和人均居住面积，对于抗震则不大关注。 还有个情况是，新房子往往更大，也更冷，有人没装火坑、炉子。夏天住新房，冬天住老房，地震来了，新房没倒但没人住，老房坍塌砸到人，舍老汉的几子孙子就是这么死的。 如果在地震前开车穿过大河家镇，说不定我会觉得这是个面貌很不错的新村子，哪知外表堂皇，里面却是这样的贫穷和荒败。 房子是这样，当然不抗震。房子盖成这样，当然是因为穷。韩陕家村的村支书说，2020年脱贫的时候，他们人均年收入有8000多，疫情三年下来，不进反退。 https://china.caixin.com/2023-12-22/102148899.html

“一小时内2500万就没了”：书库被淹，员工受困，涿州上百家图书库房告急 水刚涨上来时，唐月公司的两位男员工游泳进了库房，试图抢救一点书。身高1.78米的那位员工还勉强站得住，另一位不到1米7，很快感觉不对劲，掉头往回游。 到了晚上9点，冉子健的精力也从救书转移到救人。他们向当地政府求助，在蓝天救援队的帮助下直至凌晨才将7名受困工作人员全部转移。 2017年，唐月随西南物流中心从北京丰台区迁至涿州。她说，由于仓库是高标准的“高台库”——通常高出地平面1米左右，方便大货车卸货，每年7、8月暴雨不少见，…

维舟：“渣男”满天飞，意味着什么？ 在通俗文化中最能看出这种心态：网文圈近年来流行“双洁”，就是要求恋爱双方都得是初恋，无论是情感还是身体，且从一而终，才能符合道德标准。 当然，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进步，因为这好歹摒弃了先前男性以“风流”为荣的社会叙事，迫使男性不能轻易背叛，但代价则是引入了压抑的道德教条——不难想见，笼罩在这样不可逾越的严苛红线之下，人是很难感到自由的。 如果分手，那必须证明对方道德败坏，而自己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绝不能自己主动“背叛”，不然就显得主人公“道德败坏”，也就是说，一旦建立起亲密关系，就不允许重新选择，无论是否适合自己。 根据这种想法，根本不存在正常的分手这种可能——那似乎是一个天真的想法，毕竟两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也完全有可能婚姻出现问题。 如果道德标准只是用于私德和自律倒也罢了，问题是，为了迫使他人恪守，这往往会涉及惩罚机制。这些原本可以分离开来看待，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公私域分明。但在当下国内社会的氛围里，人们希望的则是用道德的威慑力来约束和控制他人私域的行为：失德的人理应遭受唾弃和惩罚，乃至社会性死亡。 然而，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仅靠道德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法律。只要不违背法律这条底线，他人无权干涉。否则，多元的社会却受限于一元化的道德红线，越轨的行为不被允许，社会统一化，看上去整齐，却势必会造成压抑、扼杀多元、减少包容。 我的感受是，我们的社会培养出了许多拥有单一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人，他们不接受人性的复杂、不接受人会有欲望、弱点和阴暗面、不接受别人拥有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生长在这样的社会，不管男女都会觉得很压抑。 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按说女权最终指向人的解放，它应当侵蚀家庭权威，削弱性压抑，容忍个体自由和自我表现。然而在我们当下，很多人权利意识的高涨看似激进，结果却是转身拥抱保守的价值观来捍卫自身的利益。这产生了一个吊诡的结果：现在的年轻人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但他们在生活中的价值观越来越保守。 年轻一代的女性赫然发现，在男女结构性不平等的现实面前，原先的那种“解放”反倒帮男性摆脱了应承担的责任，如养家和对妻子不离不弃。 因而她们现在主张：男性应当要恪守旧道德（忠于配偶，负责养家）、承担新责任（分担家务），这样的新旧结合才能有力地改善女性的处境。而不是按照社会进步的方向，去坦然拥抱一套配合解放了的两性关系的、全新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作为解放了的女性，既享受权利，也承担相应的义务。 或许这倒是确实能让某些具体女性的好处最大化，但与女权主义最初的目的（人的解放和自由）背离了。它用一条新的红线束缚住了男性，也同样束缚了女性。 现在，身处亲密关系的女性也失去了再选择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女性则因为选择对象处于另一个亲密关系中，被剥夺了恋爱的权利。如果她坚持，会被道德卫士（很可能是女性）轻蔑地以“小三”这个上世纪根本不存在的词污名化。当全社会都这样说了，最终的结果势必就是价值观愈发保守化。 这就是当下的复杂社会现实：当一个弱势群体想改变自身的边缘地位时，本能地会捡起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话语，至于“进步”还是“保守”则根本不是重点。 很多人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观点是否自洽，因为他们活在道德和人性现实的双重环境里，为了达成自己的利益，道德批判就很好用；但另一面自己其实也寻求被人认同、欣赏，很自然地就有五花八门的各种追求，这些追求却被自己整天用来打击他人的道德束缚住了。结果，越是压抑人性的道德教条，就越是会造成人的两面性。 换句话说，“道德”在这里其实已经不是人人认同恪守的社会规则，而是更好实现自身利益的博弈手段，已经被工具化了，完全可以选择性地遵守。 当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可能原本也没有现成的道路，谁都在摸索之中。不过有一点或许是肯定的：道德保守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是声诉权利时一件好用的工具，却也可能导致社会舆论的容错率更低，导致普遍的压抑和伪善。重要的不是回归某种绝对无可挑剔的道德立场，而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容许不同人都去寻求自身的解放。 https://mp.weixin.qq.com/s/CZP6AOB6Y74JIoDeNZauvg

然而没有来世 那旅社的房间中没有隔断，该隔开的地方就挂着一块扎染的蓝布，窗帘应该也是蓝布，在早上的风中飘扬，屋里的蓝布都飘扬着。这个场景之所以在我脑子里闪现，原因也很简单，到了四五十岁，那些先走一步的人就是去了某个地方等着我们。 她爷爷翻译的彭斯诗流传甚广，我们都会唱，头一句是“老朋友哪能忘记，哪儿不放在心上”，前奏一响就能跟着唱，其中有两句是“我们曾赤脚蹚过河流，水声笑语里将时间忘。如今大海的怒涛将我们隔开，逝去了往昔的时光”。这两句诗可以做今日的道别。我想起来的都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黑夜低吟也须纵酒的…

青岛一外卖员被小区保安捅死 中国青岛市李沧区发生外卖员被小区保安捅伤至死事件。美团外卖回应称，将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维护骑手的合法权益。 据微信公众号“李沧公安”消息，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上星期六（12月9日）发布情况通报称，上星期二（5日）晚上10时许，李沧区某居民小区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小区保安员赵某（男，54岁）与外卖员李某（男，32岁）发生争执，持刀将李某捅伤。 案发后，赵某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李某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综合九派新闻和上游新闻报道，网传视频显示，一名穿黄色外套的外卖员在一小区门口与一名身着蓝色制服的保安发生口角。交涉过程中，该保安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刀具向外卖员捅去，并持续捅向其腹部、背部，直到外卖员不再反抗才停止。 知情人士透露，两人疑因不许骑车进小区送餐而发生冲突。 美团外卖对此回应称，事发后协助了警方调查，并将和其家属一起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向行凶者及相关方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将全力维护骑手的合法权益。美团外卖也为受害者家属跟进保险理赔和提供相应抚慰金。 2023年12月10日 10:15 AM [Full Text]

体育馆坍塌致3名学生死亡背后：退休建设局干部与县城“人脉江湖” 一位遇难者家属回忆，听说坍塌后，他立刻从家中跑到体育馆，只花了十来分钟，应急救援队随后赶到。晚上7点50多分，黄毅被救了出来，但剩下的夏普声、郑权、韩佳骏迟迟没被救出。那是一场漫长、绝望的救援，持续了四五个小时，“大块大块的水泥板子压着，用手根本翻不开，要用机械，救援队来了之后基本只能干站那。后来来了一个大钩机拽板子，好几次拽了一半又弹回去。”家属们被拦在场外，焦灼无力地看着救援的艰难。站在一旁的公安忙着维护秩序，阻止围观者和附近小区住户拍摄视频，甚至走访临近街区住户的家中检查手机。 他记得，大约四小时后，佳木斯市一支应急救援队赶到，“两个大钩机，半小时就把三人都挖出来了。”男孩们身穿短裤短袖，泡在雪水里，凌晨时分被抬出来时，身体已经僵硬。 根据黑龙江省桦南县政府新闻办通报，现场于7日0时35分完成救援，三人遇难。 事故中的体育馆位于悦城广场商业综合体西侧的7号楼。根据新华社披露的信息，该体育馆于2018年7月竣工，2020年7月通过验收，使用至今不过三年。悦城广场的总包单位为黑龙江省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名叫吴立迁。裁判文书网上的多份民事裁定书显示，吴立迁出生于1970年，曾是桦南县建设局干部，现已退休。 桦南人大多不记得年纪尚轻就退休的建设局干部吴立迁，但对成为地产开发商后的吴立迁却印象颇深。一个普通桦南居民的生活，多少都会跟他打造的某个空间发生关联。悦城广场的“好日子超市”是县城最大的超市之一，下班时间总是大排长队。二楼开设的密室逃脱和剧本杀，则很受年轻人欢迎。悦城体育馆周末人满为患，经常被企事业单位包场，甚至需要提前几天预订。吴立迁建设的红馆酒店和丽舍酒店，分别是县城过去和现在最高档的宴请地，大部分人的婚宴和学子宴都在这里举行。遇难者郑权甚至家中三代都住在吴立迁建设的小区里。 我们无法确知，当时还是建设局干部的吴立迁，是如何兼具开发商身份并拿下这片“热土”。回迁户王梅告诉本刊，2008年这里数百名棚户区居民与吴立迁代表的开发商按“1:0.5”的回迁比例签订了协议，“比方我原来的房子有一平方米，回迁就只给0.5平方米，多出来的面积按每平方一千多元自己补上。” 有居民告诉我，老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太冷了，所以不少人都低价卖掉然后搬走了。还留在这里的住户，则要忍受原本就质量堪忧的房屋老化后的种种危险：一楼会漏水，路面不平整，前段时间某3楼住户屋檐整个掉下来，幸好水泥块被楼下的广告牌接住，没砸中人。此外，鹏程小区还有消防“硬伤”——入口处仅三四米宽，有一次发生火灾时消防车开不进来，只能停在外面。 对于吴立迁，王梅的评价是“还比较文明”，这是和鹏程小区街对面的另一个棚改回迁项目“学府”对比出来的。王梅邻居的店铺在“学府”所在的地块上，拆迁时被骚扰了近一个月，“每天七八个城管来店里静坐，人高马大的小伙子，早上8点来下午5点下班，让你没法做生意。凌晨两三点又有一群人拿着大棍来打砸，玻璃门碎了好几次，你不签就不得安宁。” 但张瑞记忆中更糟糕的是，这次拆迁伴随着暴力。他对本刊回忆，那时自己从工厂下岗多年，蹬三轮车为生，妻子把自建房改造为一间服装店赚钱，“儿子刚考上大学，我们就靠冬天做棉服棉裤给他攒学费，所以我跟开发商商量，能不能过了冬天再搬走。”双方没能达成一致，之后张瑞及其他没签协议的居民，房屋都遭遇了打砸：“晚上九十点钟刚睡着的时候，五六个人突然拿着砖头朝我家扔，哐哐哐，门全碎了，梁也砸掉了，冷风呼呼往里灌。”这样的情况隔两三天就出现一次，持续了一整个冬天，张瑞的妻子被吓出了心脏病。有一次，张瑞气不过追了出去，和几人打起来，被围殴至骨折。张瑞也试过报警，可他记得，警察来了后，只是不紧不慢朝打砸者喊了一句，“还不跑？” 作为县城里举足轻重的开发商，除了人情练达和商业胆略之外，是否具备与之相当的专业能力，却是一个模糊的问题。据此前媒体报道，吴立迁当年因为父亲的关系进入建设局，早期职务是单位司机。王克虽然在采访中一再肯定了吴立迁在人际和商业方面的头脑，但也表示，吴立迁并非专业出身。 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21规定，“钢结构”和“大跨度建筑”，都是属于雪荷载敏感的特征，应以100年一遇的雪压设计。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100年重现期雪压为0.95kN/㎡，换算积雪深度约63.3厘米。这个数字在实际设计中还需乘以放大系数。江乔是工作近二十年的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在江浙沪地区经手过数十个大跨度项目，“2018年体育馆建造时的规范系数是1.4，也就是说积雪深度起码得是63.3x1.4=88.6厘米。”而事故当天截止晚上8点，桦南县积雪深度为32厘米，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承载极限。 结构上来说，事故体育馆采取的H型变截面结构，本就是钢结构中稳定性较低的一种，已经“逐渐被时代抛弃”。江乔指出，十年前江浙沪地区许多小城镇由于资金有限，小型公共场馆和工厂广泛使用H型变截面结构，但由于施工过程中事故频发，近年来已经逐步消失。 另一个致命的细节是，根据幸存者及体育馆常客的描述，该篮球馆只设计了一个位于东南角的出入口，并没有其他隐藏或锁住的出口。这不符合公共场馆的消防规范。而遇难者正是在逃往出口的路上被屋顶砸中。“但凡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有一个守住了，这样的失误都不会发生。”江乔说。 一家并没有多少建筑经验的新公司，为何能在当地获得这么多的公共建筑建设权？桦南县的建筑工程市场究竟是如何运转的，什么样的人有能力承接工程？“包工头”王克的回答还是“人脉”。王克表示，在桦南这样的小县城，一个项目通常会被总包单位拆解，转包给其他小公司。而小公司的资质良莠不齐，只要不怕麻烦，受得了上级承包商的气，总能得到些活儿干。王克说自己也是40多岁才转行做工程，就是看重桦南县的县城更新市场。虽然“专业完全不搭噶”，也承接了多个回迁工程，有不少是“别人吃剩的残羹冷炙，做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利润，我又半途转包给别人了。”层层转包导致利润低、施工流动性大、责任被分散，都会影响工程质量。尤其当县城建筑市场监管能力普遍较差时，遇到危险度高的大跨工程，比如大礼堂、体育馆等等，便很容易埋下隐患。 坍塌事件发生后，桦南县许多小学中学都发布通知，禁止学生接受采访，但孩子们仍然有话想说。肖彤是其中之一。他回忆已经失去的朋友，“那天穿得那么少。我凌晨一点得知消息后一直睡不着，三四点钟还在盯着窗外干瞅，想哭哭不出来，说不上来什么感觉。”赵泽凯是另一位愿意讲述的孩子。事发后，他一次次返回殡仪馆，看望自己的朋友，感觉自己将近一周“不得劲”，“没力气，不想说话，吃不下饭。”回忆过去的点滴时，他的语气中充满怀念，仿佛只要诉说不停止，朋友就能一直留在自己身边。 https://mp.weixin.qq.com/s/ROlQIqeCD31zMFHacYIzmA

人就是人，不是谁的红利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或许这两年发生的诸多事情中，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其实是人口数量开始下降。 按照官方统计，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数总量净减少85万，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当然也有人说，事实上中国人口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下降，只不过官方隐而不报，现在实在遮盖不住了。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我们目前无法验证，就以官方公布数字为准。而2023年，虽然全年统计数字还没出来，但根据全国医院怀孕妇女建档数据，出生人口应该不会超过800万，比2022年进一步减少，人口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虽然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些数字的变化，远不如疫情封控的焦灼，中美角力的诡谲，俄乌战争的惨烈那样引人注目，实质上却能透视出未来中国的趋势。 说到人口话题，不能不提到《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作者是留美学者易富贤。这本书最早是2007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大陆官方一开始对该书的定调是质疑和诋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予宣传和出版。后来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到了2013年，才允许该书删节修改后在内地出版。 这本书尖锐地指出了当时计生政策的极端和不科学，批评计生部门公布的数字严重失实甚至造假，因此被计生利益集团所仇视。书中个别数据模型可能不够严谨，然而总体论证逻辑是正确的，因为十几年后的事实证明，结果几乎都被《大国空巢》这本书言中。 仿佛一夜之间，官方的论调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身，从计生时代的极度害怕人口继续增加，变成了担忧人口减少。各种媒体开始放风人口萎缩的种种坏处，比如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下降，企业成本上升，竞争力衰退，社保缴纳人数减少等等。各路正牌或者野生国师也开始跳出来出谋划策，试图刺激、督促甚至逼迫老百姓多生孩子。正常些的就是给生育二胎三胎的发补贴，买房优惠；邪门歪道就更多了，不生孩子不准继承父母遗产，养老金多少和生孩子数量挂钩，降低女性受教育程度，等等。 这些正常或邪门歪道方法有用吗？完全没用。正常方法如果有用，发达国家生育率早就该上去了。邪门歪道更是有违法律和人类公平正义，只能引来嘲笑和唾骂。说句实话，如果早个二十年取消计生政策，城市化率还不算高，六零七零那一代人尚是生育主力的时候就全面放开生育，或许还能维持人口数量稳定。而现在大势已成，人口规模下降的事实已经不可逆转。 在我看来，从之前的计划生育到现在的鼓励生育，根本性的认知错误就是没有把人当人看，而仅仅视为实现某种宏大目标的工具。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对政府有利的方面来设计和实施，从未将公民个人的需求和感受纳入考量。 四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资源财力不足，把庞大的人口看做拖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负担，于是就搞一刀切式的计划生育，开动专政机器强制推行，制造了扒房牵牛结扎流产的无数惨剧，并留下了男女比例失衡，几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的后遗症。四十多年后，由于计生政策的失误，国家未富先老，面对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养老金缴纳基础面临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出口竞争力，又开始鼓动大家多生。 人又不是机器，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每个个体都应该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选择。人就是人，不是谁的红利。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幸福舒适的生活，而不是反过来，为了发展经济实现某种复兴大业让人民继续艰苦奋斗。 中国历史以来，似乎最不缺的就是人。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记录。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不把普通人当回事，滥用民力的事情比比皆是。中国古代科技不受重视，工匠不登大雅之党，和人口数量充足不无关系。科技发展的原动力说白了就是节省人力（先是体力，现在是脑力），但既然我中华人力用之不尽，又何必费工夫去研究科技。 步入现代，人口压力依然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住房、教育、医疗、就业、交通等等，所有涉及民生的问题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都会变得极为尖锐，也造成了普通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议价权极其弱小。 打工人为了抢工作会发生怎样激烈的内卷，想必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996”、“007”、“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都是我们这代人就业时经常能听到的苛求。这些通行于中国非体制内工作的“潜规则”，都是既违反劳动法也很不合情理的。然而这个道理，你是没办法跟老板去讲的。因为需要工作的人实在太多，所以老板面对胆敢讨价还价的员工底气十足：“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滚，有的是人抢着干。” 庞大的人口基础，过于充足的劳动力供应，造就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去40多年中，可以一方面不断扩大产能，成为所谓世界工厂，另一方面却始终维持着劳动力市场的低价。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一个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都从未发生过的奇景。有人为此沾沾自喜，将其形容为“人口红利”。 真的存在所谓“人口红利”吗？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早就已经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口结构比现在还年轻，却长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是打开国门，融入世界市场，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充裕的劳动力才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了40多年的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在其中或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相信绝不是主要因素，更占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开放红利”、“市场红利”。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人口增长，为什么一定要保证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中国的人口真的已经不够用了吗？即使中国每年只有八百万到一千万新生儿出生，依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足以填满一个大城市。更何况，中国的城镇化率还只有6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在中国进一步城镇化过程中，还会有上亿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劳动力。我们的人口还远没有达到真正堪忧的地步。 当前国内隐隐冒出的这一波人口下降焦虑，其本质恐怕是某些人担心，未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肆意的廉价购买甚至挥霍浪费劳动力了，不能靠劳动力的低价来维持出口竞争力，为大国崛起继续添砖加瓦了。 然而这种对劳动力的肆意浪费，是不正常，非正义的。凭什么中国人单位时间工资常年维持在国际中下水平？凭什么职场打工者消耗完青春，过了35岁就要面临被清退的境地？凭什么一群名校硕士博士，为了一个街道办事员的职位抢破头？难道我们希望这种情形继续保持下去吗？ 在我看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中国人口开始下降，绝对是利大于弊。依靠人口数量来保持竞争力，这是一种投机的思维模式，是把发展成本都推给普通人，政府和资本尽收利益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中国的劳动者应该获得更多的尊重，工资应该逐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逐步转型。如果这些应该命题都成立，那就完全没必要变着法子想让民众去多生，更不需要某些专家出的那些歪门邪道馊主意。 经济学告诉我们，过于充沛的供给必然是买方市场，面对过于充裕的人口，政府和资本必然处在强势地位。普通人无论是在薪资方面，还是其他权利方面，都会处在被决定、被处置的一方。 人口开始下降，意味着今后人力的供应不再是无限的，政府和资本都必须调整对待人的思维。只有人口变少了，才会凸显出人口资源的稀缺性，才会提升普通人面对政府和资本的议价能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未来中国要向发达国家迈进，就需要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视每个个体，以往那种只重视集体而忽视个人的价值观不得不做出改变。哪怕还是出于什么宏图大业，也不得不考虑个体是否配合，是否愿意出力的问题。没有足够的个体，就没办法聚齐足够的力量去实现所谓大业。或许，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一些我们期望得到的人类普世文明要素，就随之而来。 虽然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但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人就是人，不是谁的红利。人口下降，昭示这千年大变局的出现。 https://mp.weixin.qq.com/s/h52Jj_bLGQ0rhiYYLjz_Tw

他们想安安静静地教书 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统计过，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说，“有35%左右是跟教学无关的。” 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部门，它们往往通过OA办公系统、QQ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 校长何卫公将这些平台分为两大类：教育管理类和安全管理类。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目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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