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观察日志

中国式摇滚席卷石家庄 根据政府组织专家统计的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 接着是领导讲话：要打造一个文化现象，争取10月份出圈。一位参会人员记得，有领导在解释项目缘起时还说了句：我们的摇滚乐总比淄博烧烤高级吧。 3月到7月，类似的讨论会开了七八次。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的创始人韩强每次都在。他说，几乎每个领导见到他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摇滚乐？ 他反复解释：摇滚乐是西方舶来品，咱们要“洋为中用”，提炼其中的精神：自由，博爱，能带给我们力量。 一次会后，本地十几支乐队代表被召集起来，跟省里一位领导吃饭。乐队们开始还有点拘束，后来喝了点酒都放开了，还有人自称摇滚诗人，当众朗诵起原创诗歌。 只有领导不怎么说话，她拿出一个笔记本，认真记录着乐队之间的聊天，流派、风格，什么是pogo、死墙…… 她嘱咐在场的乐队：摇滚乐应该多唱些正能量的东西。 这些演出中很少见到本地乐迷的身影，他们都去Livehouse和音乐节。我在酒吧碰到三个刚从内蒙看完音乐节回来的乐迷，他们20岁出头，经常组团去外地看演出，为带大旗到现场还特意坐30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但对于自己家乡打造摇滚之城，他们显得漠不关心。“就觉得挺荒诞的吧”，一个女孩说，她的印象主要来自河北共青团改编的那首《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一次演出转场途中，一位主唱指着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对我说：“你看见那个领头的了吗？他一直盯着我们，不让接受自媒体采访。” 又有一次，演出后集体采访，一名外地记者问乐队，是哪个部门联系他们来演出的？一名中年男子立刻跳出来，责令所有人把录音笔和录像设备关了，说所有关于政府的事都不许往出说。记者问男子是哪个部门的，对方答，他也是记者，本地媒体的。 被问到怎么看《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改编，聂永问：“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他提出要回答两个版本。一个是“改得好，太正能量了，太符合当下的要求”，而且“以后真促进摇滚乐的发展了，不管它艺术水准如何，我是赞成的”；另一个版本是“很无语，我无法评价”。他说创作者都接受不了作品被人改，“我本来是一把刀子，你给我改成个棒棒糖......这已经不是摇滚的意义了”。 为保证发展的是“高级”的摇滚乐，聂永的结论是：支持政府对摇滚乐适当管理，不仅要审歌词，还要审表演形式，要杜绝“低级下流”，“不能弄得大家觉得摇滚乐是一帮无耻的小人在玩的东西”。 2021年9月，姬赓以乐队成员身份获批成为“2020年度石家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每月人社局给发500元补贴，理由是“在社会比较有影响力，对推广石家庄‘名片’发挥了作用”。 另一张名片《爱摇》的创刊人朱晋辉对此向《凤凰周刊》评价：“一个月从政府领一千个五毛特殊津贴的人，我不该与之再有交集。” 今年3月，段郎也被请去开会，有领导提出，想帮《通俗歌曲·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两本石家庄代表性摇滚刊物复刊。段郎和《通摇》社长都没有表态。 后来段郎对我说；“我们和《通俗歌曲》都曾经受到过......没有感受到有关部门的善意，你现在用到我们了，又把我们拾起来，不断利用我们曾经的名声，我们的心理有点复杂。” 今年2月，韩强的地下丝绒因违建遭到拆除，接到通知时只给了三天时间。那天搬到一半，拆迁队就来砸玻璃了，他不得不在废墟中拯救设备。为了寻找新场地，他在网上发文称“突遭强拆”，随后不断接到派出所电话，让删文。最后改成了“突遭拆除”。 几天后，石家庄市市长约他到办公室，说，我们准备把石家庄打造成摇滚之城，不能让“地下丝绒”这个有名的牌子倒掉。新场地的问题，必要时候政府可以帮忙解决。 7月22日演出当天，这位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站在台上呼吁观众点歌，有人点了一首Beyond的《海阔天空》，他对台下说：“祝大家方方面面都海阔天空，一路长虹。”演出结束后，他面对多家媒体说：“我们石家庄的乐队都很正能量。” 第二天我在咖啡馆问邢迪，摇滚乐不是自由和反叛吗，为什么演出上要说那些话？他说：“那是外国人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 至于筹备期间，政府在会议上展示过的那份统计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韩强看完，直接告诉领导，这份数据严重脱离现实，别说300个乐队，能拿出30个就不错了，而且这30个里没有一个能靠演自己的作品活着，除了万青。 https://mp.weixin.qq.com/s/zIAL__p9FM3qyPw0tuTsxg

死份证 “哎，说不定行。”阎罗说。“你看，你死了，就能在我们这办业务了，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一个大活人出现在地府，影响多不好，对吧。” 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想到这个荒谬可笑的世界，从一旁抄起一把开信刀，抹了脖子。 请求证明我没死的材料已经交上去了，据说等上二十个工作日就可以得到回执，届时就可以去地府人事局那里报道获取介绍信，再去户口处做背景调查…… 葬礼上，我满心愉快，充满希望，跑到在我旁边默哀的同事们旁边高呼：“我拿到死份证了，我拿到死份证了。我没死！我没死！” 他们似乎没人理我，也许是没听见我说的什么。 https://www.nmbxd1.com/t/53515140

扫兴的东亚父母，还不完债的孩子 有人总结了中国诡异的亲子关系：和父母分享快乐，快乐就会消失；向父母倾诉烦恼，烦恼就会加倍。父母似乎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执意拉开父辈与子辈的距离，即便你一次次靠近，现实总会让你碰一鼻子灰。但如果你真的想逃离，他们又会拽紧绳子把你拉回来。 有些父母到老都想不明白，儿女亲情为什么越来越疏离。明明是父母牵着孩子的手来到世界上，最后却变成了隔着厚障壁的陌生人。 直到他们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知道（或永远不会有机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情绪叫做“失望性情感隔离”。 如果在童年时期，孩子的委屈、撒娇、苦恼、倾诉在父母那里从来不会得到正向反馈，那么在领悟到这个事实后，大部分孩子会因为失望选择不再与父母建立情感链接，这就是失望性情感隔离。像是人体的某种自我保护机制，一旦受到太多次同样的伤害，便会本能性地隔绝再次受伤的可能。 子女是父母持有的资产和物品，所以“削骨还父，割肉还母”放在任何时代都具备振聋发聩的悲壮。 在古代，父权是逼你下跪的宗庙和牌位。 你不得不服从——在小农社会，父权是分配土地资源的大家长，是生存资本的给予者与分配者。 在现代，分配方式变了，而亲子关系依然保持上古惯性。 父母变成了资产持有者。他们稀里糊涂地走入婚姻，稀里糊涂地生下孩子——就像进入股票市场的散户，只是听别人说持有这支股票未来就有保障，所以稀里糊涂地all in了。 但收益不是散户能决定的。 这支股票赚了，他们点头颔首；这支股票赔了，他们破口大骂。在中式孝道金字塔的排序里，只有满足了父母的要求，才能获得“特等大孝子”的头衔，这个头衔和学历、收入、自我都无关，只和“听话”有关。如果还能赚点票子，那更是锦上添花。 当父母不再决定分配方式，家庭就变成了个人施展威权的场所。 孩子变成一个成年人可以免责摆弄的最小单位。快乐的孩子是无用的废物，卷不死的永动机看上去分外耀眼。 所以父母总是看不得子女“快乐”。 对东亚人而言，快乐是腐蚀意志力的毒药，是享乐的邪恶魔鬼，蜜罐是贬义的，而苦水才是正道的光。 对于东亚人而言，骄兵必败。开心是一种自带失败因子的情绪。所以我们信仰吃苦，崇尚卧薪尝胆，并且将其内化为一套方法论，教化我们的子子孙孙。 我们痴迷于“玉不琢不成器”的叙事。所谓“成器”，就是达到东亚语境下“成才”的严格标准；所谓“雕琢”，就是在这套严格标准之下，对一个天然人的强制塑形。 而打压就是这套塑形方法中最便利的工具。 许多父母甚至会变成嫉妒孩子的幽灵，总是以被亏欠的姿态示人，似乎总要在最快乐的时刻敲醒你：你的快乐是榨干父母获得的。 原本一场正常不过的对话，变成了债主的索取关注：你不能抛下我，轻而易举地去追求幸福。你的幸福必须带有负罪感。 后面的那句话是：我不幸福，凭什么你幸福？ “扫兴”就像东亚人的锶同位素，渗入了骨头和血液里，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也无法轻易剔除，它总在不经意的瞬间蹦出来，提醒你牢记自己东亚人的身份。 在这片情感匮乏的土地上，人们从未习得爱意究竟是什么。 他们只是如临大敌。 https://mp.weixin.qq.com/s/25f75yjrtnHvXNyTe8WWvw

我们终于习惯了学生自杀 一名小学生，被老师生生用暴力打进了ICU，生死不知。小朋友的病历很快就传遍了医疗圈，儿科的同行们表示从没见过如此可怕的伤害，除非坠楼乃至遭遇车祸。 我在群里插了一句嘴，有谁敢公开替这名小学生打抱不平，大家都沉默了。我知道他们为何沉默，因为怕遭到权力报复。 当家长去学校调取监控时，学校答复监控坏了，事发还不到24小时监控就坏了。监控又坏了。当地教育局从始至终保持沉默。 南京某985高校，短短一年时间高达6名硕士博士自杀，他们生前或控诉被导师压榨或控诉不像个人。可我们的媒体被集体下达了封口令。他们的死没引起任何关注。 六名高材生，又不仅仅是六名高材生，他们代表的是一个被压榨到绝望的群体。可死了就死了，没人在乎。他们的死甚至没带来一点点改变。 一名武汉的大学生，自杀前留下遗言，“就让我的死来推动学校改变”。可他死亡的消息很快被掩盖，曝光他跳楼视频的学生也被学校迅速约谈处分。 就在一年前，这所大学的学生还集体在网上控诉学校暴力压迫。现在他们中的一员希望用死来逼迫学校改变，他们却集体选择了沉默。当记者采访时没有一人敢出头，没一人敢出头。 放任何国家，大学生自杀都是很严重的事件，何况接二连三的自杀。可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大学生自杀，习惯了院长教授们强奸学生，习惯了院士教授们科研造假用几千万经费养后宫。 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能为力。 饶毅教授被捧为英雄，可他改变了什么呢？他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常常想我能改变些什么，可我能改变什么呢？连我也习惯了学生自杀。因为我也是一名教授，还是所谓的名牌大学的教授。 现在的学生真的很厉害，我们批评权力批评黑暗都会被他们视为敌人，被他们口诛笔伐，他们真的很凶。 可他们自己遭遇压迫时他们却不敢反抗，他们不敢反抗权力，他们畏惧校方。甚至他们身边的同学选择自杀时，他们都不敢站出来说一句话。 他们高呼爱国，我愿意相信他们的话是真诚的，可身边最亲近的同学自杀死了，他们没一人敢出头。 我敢实名举报副省级大员，我不怕大盖帽上门威胁，我敢带着我的学生去给那些绝望的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救助。可我害怕今天的大学生。 他们像头狼，又随时温顺的像只小白羊。我是一名教授，会叫的野兽。我的责任是传业授道，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今天的大学生。 https://mp.weixin.qq.com/s/LQqUOcD-BgY18FxXQgE2LA

缅甸诈骗手册：中科院博士揭露诈骗真实细节 9月14日，我们联系到张原，他向我们讲述了在缅甸诈骗园区的生活和诈骗实施的细节。我们还得到了两份诈骗公司内部的培训资料，一份是一万多字的中英双语《业务专业知识的学习》，另一份是由诈骗聊天截图组成的《聊天范例》。 此前模糊的缅甸诈骗集团内部的轮廓，开始变得清晰、具体—— 集团内诈骗链条分工明确：寻找客户的人，被叫做“引流手”，和客户详细聊天的人，被叫做“详聊手”，跟客户打电话和视频的人，叫做“话务员”，引导客户投资的人，叫做“经纪人”。 在《业务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聊天范例》里，诈骗的每个步骤和流程都被覆盖，为诈骗者提供详尽的培训和指导。从怎么包装人设，打招呼说第一句话，聊天聊什么话题，怎么在恰当的时刻从情感聊到投资，资料包都会提供模板和例句。 奖惩体制也同样完善：骗到大单的人有敲鼓的资格，会被公司奖励现金或者嫖娼，管理也相对宽松。完不成下发任务的人会被强制要求加班，体罚，限制每天睡觉和上厕所的时间。更为严格的惩罚是对那些“坏了规矩”的人，他们会被关进“兵站”——类似私人监狱的地方，根据“破坏规矩”的程度来设置关押的时间。 整个集团有类似社会金字塔型的结构，公司经理——团长——组长——组员。领导一层一层下发任务，人的层级和权力由KPI决定，完不成KPI的人会坠入下一个层级。一套价值观也在园区内被强化：只有完成KPI才有价值，只有发财才有尊严。管理者们用“被骗的人活该被骗”，“劫富济贫”等话术给予诈骗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支撑，让诈骗者一次又一次突破道德底线。 被骗去缅甸之前，张原任职于中科院庐山植物园，博士研究方向为古植物。2022年，张原因经济困难在网络上找中介求职，因为英语很好，他原本希望去新加坡做英语客服，却落入诈骗园区招聘人员的陷阱。2022年8月，他先到达泰国的湄索，然后又来到缅甸东南部的妙瓦底地区某诈骗园区。在园区内，他被收走手机和证件，无法与外界联系。 张原因为外债，家人生病，迫切期待找到一份高收入工作而陷入深渊。可被形势所迫，渴望突破阶层改变人生的，又怎会是张原一人？ https://mp.weixin.qq.com/s/jdPISzPWHtqBqUlAlISHHw

《陌生人——对话圣战份子》第五集：弗兰肯斯坦怪物 柴静六集纪录片《陌生人》里最挑战的一集：她在本集直面欧洲反恐部门“你们为何让恐怖分子离开？”；质疑政治人物“你们是否为了选票忽视危险？”；她发现极右组织与圣战分子的高度相似性，以及狂热之下同样的虚弱和怀疑，“如果你今天剥夺了穆斯林自由，明天失去的也许是记者，媒体和法院的自由？” ；她也自省因为担心被标签化“伊斯兰恐惧症”而紧张的后果，直到她采访的圣战分子说：“你们不谈？那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人机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wjw1Ja83Y

作为表演行业的中国IT业 如果说2000年代初期的信息化建设普遍还有其必要性，这个时代也早已结束了。现在的中国，信息系统是严重过剩的。当然，全行业的绝对过剩，与部分（尤其是高精尖）领域的相对不足，是辩证共存的。或者说，正是为了解决部分高精尖领域的相对不足，国家才二十年如一日地用政策催生了行业整体的绝对过剩。 互联网企业与资本的勾结，尽管垄断意识和钻金融监管空子的意图极其明显，但一直受到政策的容忍甚至鼓励。这也是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社会资金广泛流向互联网及金融科技创新领域的原因，也是互联网企业能得到一轮又一轮融资乃至上市机会的原因。 在两个方向上的政策催生作用下，大量的体制内政企采购资金流入IT行业，更大量的互联网投融资金流入IT行业，同时IT行业生产的大多数软件根本无用。资金和产品的双重过剩，共同塑造了中国IT行业（大约从2008年至2018年）的核心课题：过剩的钱应该分配给谁。 由于产品的过剩，这个分配问题无法以生产的方式来回答。站在项目采购的角度，甲方无法根据“谁的软件产品好”来决定采购哪家公司，因为谁的软件产品反正都是没人用。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管理者无法根据“谁的软件开发效率高质量好”来决定员工的绩效奖惩，因为谁开发的软件反正都是没人用。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生产与分配的双向调节机制（俗称“按劳分配”）在IT这个过剩的行业中失效了。行业中大部分的参与者面对的课题都是如何分配，而这个分配问题与生产已经完全脱节了。 由于分配与生产已经完全脱节，此时从业者竞争获得分配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生产行为，而是“让掌握分配权的人看了觉得满意从而愿意给予分配”的行为。这种“让某人看了觉得满意”的行为，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表演行为”。 负责体制内政企采购的信息管理部门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软件系统提升治理能力”的戏码。最直观的表演形式就是建大屏，因为大屏最容易产生视觉上的冲击力。因此也很容易理解这些大屏应该在什么时候打开：上级领导视察的时候（也即信息管理部门需要表演的时候）。 参与体制内政企采购的企业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软件产品物美价廉”的戏码。“价廉”这件事是容易对比的。然而“物美”这件事，由于软件根本没人用，只能通过表演来呈现，表演的方式就是写材料。乙方写的材料能被甲方信息管理部门摘抄一部分形成他的汇报材料，这个表演的流程就是打通的。 在乙方企业中工作的员工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研发工作效能高”的戏码。同样，由于分配与生产完全脱节（即：做出来的软件也没人用），研发工作的产出实际是无法度量的。因此“效能”就简化为“服从”的同义词，表现为加班——加班的意义是展现对领导的服从（即：领导可以控制员工法定的业余时间），而非为了产出更多的产品。 互联网企业同样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研发成果转化为资产”的戏码，其目的是获得下一轮投融资。这个表演的关键同样不是产品（记住：分配与生产已经脱节），而是财务报表和PPT。 总而言之，在一个双重过剩的行业里，不要试图用生产逻辑去理解从业者的行为，因为生产与分配已经脱节。从业者的行为只与分配逻辑有关，或者说，只与取悦分配者有关。 https://mp.weixin.qq.com/s/UYiUvJg9cmEsH_E0oXzZCw

参与“9958”配捐后，数十名白血病患儿的近千万救命钱被卷走 | 深度聚焦 受版权限制，该文章无法提供摘要。 https://mp.weixin.qq.com/s/K-JQElQRlfVBa3jD0NP_Qw

https://weibo.com/1726294583/4944878179454368

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基于家谱的人口数据 尽管延续香火、传宗接代是人们的普遍理想，人们为此也做出种种努力，但是现实当中，人们所向往的那种儿孙满堂的理想情景并不多见，恰恰相反，绝嗣才是更为普遍的现实。经历了这267年间后，只有13.61％的人留下了自己的后代，尽管期间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是绝嗣现象仍普遍发生，人们延续香火的理想受到普遍绝嗣现实的狙击。 在影响传嗣的诸多因子中，生子数的影响最为直接，在同等死亡率下，生子数越多，传嗣的机会也就越大。生子数的多少最终受制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家谱数据中表现为占据更多资源和声望的族长容易有后代，拥有功名的人也容易使得本支脉得到延续。在人口繁衍的过程中，这些占据更多资源的人群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优势被逐步累计和放大，使得他们的后代逐渐占据了人口的主体部分。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人群则逐步被排挤和淘汰，最终绝嗣。人数最多的10％支脉，占据了总人口的62.72％；而人数最少的10％的支脉，只拥有总人口的1.25％，繁衍的机会在不同支脉之间是极不均等的。 当代欧美发达国家人口不愿意多生育、而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维持相对较高的生育率，进而出现了落后地区人口比重上升，而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口比重下降的局面。这种人口的逆向淘汰的出现，前提条件是生育和死亡大体已经在人类的掌控范围之内，尤其是在人们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流行病和饥荒。然而在传统时期的中国，人们显然还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控制死亡，相反，死亡水平决定并塑造了人口的再生产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繁衍可能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那些占据较好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家族，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营养、相对清洁的居住条件，尤其是在爆发大规模流行病和饥荒时，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使得死亡率低于那些社会经济水平落后的人群。这使得优势家族在繁衍过程中逐渐壮大，而劣势家族的生存空间则逐渐被挤压，最终被淘汰。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优势家族后代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成员之间也逐渐出现优势和劣势的分化，只有少数后代能够继承优势，而多数人则渐渐退化，于是新一轮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也随之展开。 陈熙.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基于家谱的人口数据[J].南方人口,2012,27(06):41-50.

热议下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受版权限制，该文章无法提供摘要。 https://mp.weixin.qq.com/s/PPJhHh4_YBGtefHYDDBpng

反审查开源软件社区的 Bad Ending 进行时 互联网审查软件的开发常常由政府支持，政府能够对此进行大量投入，让大量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与开发人员为其提供支持。 反审查社区主要由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构成，研究人员通常来自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开发人员则常常由一些学生和 IT 相关从业者组成。绝大部分社区的人员均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官方支持”。 这样的力量悬殊有一种 LV.1 勇士大战满级魔王的感觉，而审查机制的不透明和反审查机制的透明公开更加剧了这样的差距。 代理协议实际交付到用户手中是常常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从研究人员提出想法、实现、改进到正式添加到易于用户使用的客户端上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Apple 对开发者严格的限制和高昂的收费使 iOS 与 iPad OS 平台的实现更为漫长。部分开发者要求协议本身有大量用户才会添加协议的支持更是与前文互相矛盾。 我们当今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社会（有部分政治家宣称他们改变了生产制度，但这大多是谎言），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计算机相关的行业似乎却看起来不太寻常，我们常用的编译器等生产资料却是公有的，任何能都能使用它们进行生产，它们被称之为自由与开源软件，并以此为核心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与运动。然而，开发这些软件的开发者显然无法通过这个过程直接获得收入（因为本身不能获得利润），这种形式理应不能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持续，但商业实体向开发者捐赠或雇佣相关开发者却巧妙地维持了这一平衡。 但在反审查社区似乎不存在这一平衡。靠开源反审查软件盈利的大有人在，更有人依赖此赚入数亿美元的收入。另一面，社区的开发者却极少获得捐赠，也极少有开发者因此受雇。更有通过开源反审查软件盈利的同时，在不作出贡献的情况下向开发者提出需求。在社区内，我常常见到许多开发者抱怨类似的事情。这不仅使得很多开发者日益缺乏动力，甚至对部分开发者的精神造成了影响。 我深知自己无力改变这一状况，但我决定将一句谚语分享给大家。 Freedom isn’t free. https://blog.akinokae.de/archives/the-dilemma-of-anti-censorship-software-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