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观察日志

胡耀邦的最后十个春节 早在1960年代前期，胡耀邦主政湖南湘潭和陕西时，他就努力消除对“四类分子”的歧视政策，对他们一视同仁。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胡耀邦对身边的人说：“地富反坏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了，但作为这个阶级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是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1979年是进入新时期的第一年，但是与之而来产生了很多新的冲突，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就是，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现代性启蒙被压制，被认为是异端、离经叛道，甚至很多有着创意和作品，又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这给刚刚复出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压力。1980年2月中上旬，也就是春节前夕，胡耀邦连续出席了出版界、民盟中央和文艺界的三个座谈会，给知识分子打气，鼓励他们继续大胆创造、大胆表达、大胆关心社会和国家建设。 2月9日（农历小年）这一天，胡耀邦出席出版界座谈会，他特意给大家讲了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他说，春秋郑国子产推行新政，那时候乡校是读书人的公议场所，大家的批评很多，于是有人向子产关闭乡校，而子产却回答说，他们说得对，我就听从，说的不对，我们也应该回避注意，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国家就要衰败了！（善也吾行，不善吾避，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胡耀邦特意把这几句古文背诵出来，既是对知识分子的鼓励，也是对执政党的提醒。 胡耀邦在茶话会上，首先代表党中央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党内过去不少人夜郎自大、骄傲自满，不会同党外人士合作，以后我们要努力改正，要与党外朋友搞好合作共事。胡耀邦也注意到，拨乱发正几年来，民盟成员参政时，只敢表达 “对！对！对！”，不敢随便发表意见的现象。胡耀邦向他们保证说，以后不存在“引蛇出洞”了，恳请大家敢于反映情况，敢于提意见，敢于帮助我们共产党纠正缺点。 胡耀邦说先讲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指出，过去讲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是不对的，文艺是独立的，不过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对于作家的创作自由，胡耀邦说，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 胡耀邦特别强调，作家的作品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讨论、可以帮助，但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出了毛病打成反革命。讲至此，联想到“文革”中文联、作协上百名成员被迫害致死，胡耀邦激动地说，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对于当时的“歌德”与“缺德”争论，即文艺作品是否能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争论。胡耀邦说，我们的社会落后的东西还很多，我们对落后的东西要揭露，不能把揭露落后面看作敌对的东西。胡耀邦关注到最近沙叶新、蒋子龙等年轻作家暴露政府机关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说，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很好，我们的相声《假大空》也很好，都把搞假、大、空的人集中讽刺了一下，党也非常希望文艺界的同志，同我们一道采取正确的方针，运用文艺创作的手段来揭露，克服官僚主义、特殊化。 胡耀邦在履行新的职务角色时，特别注意到一条：打破过去党中央和领袖高高在上，与群众保持距离的情况，让群众也有接近他们的机会。由此，他做出了向社会开放部分中南海办公区的举措，另一个就是在1981年春节这一天，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邀请首都200多名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走进中南海，与中央领导人一起联欢，共度新年。 对于很多人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担心，胡耀邦一针见血反问道：不要把包产到户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也不能说集体劳动就有优越性, 奴⾪社会就是集体劳动，它就比其他生产方式优越吗？ 对于一年多来，因为不断受到攻讦，广东、深圳领导层出现的畏惧、保守心理，胡耀邦鼓劲说，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不要搞成和全国一样的模式，不要把自己的手脚缚起来。他以与会的广东、深圳领导干部几乎都穿着藏青色中山装为例，高声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要同外商打交道，人家的第一观感就是穿着服饰，如果坚持老样子，人家就觉得你这里还很落后，担心这里投资有风险。” 当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反映深圳的电话设施无法满足商业需要，而我国无法解决技术设备，特区政府希望与香港电信公司合资解决这个问题，邮电部门却担心“损害主权”，推诿不予办理时，胡耀邦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批评道：有些部门总是喜欢保护自己落后的东西，它们对改变陈旧落后的事物毫无兴趣，卡人家却很有办法。他立刻让陪同人员立即拨通了邮电部的电话，邮电部一位副部长很快赶到深圳，解决了久拖不决的问题。 腊月二十七，胡耀邦来到最后一站是蛇口工业区，听取招商局负责人袁庚的汇报。袁庚除了介绍经济建设成绩外，特别提出希望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让员工民主选举工业区管理机构，只有干部的乌纱帽是群众给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对群众负责，他特别希望总书记予以支持。 胡耀邦对袁庚想法颇为赞赏，他说：你们的设想和看法都很好，这样改革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元朝戏剧家关汉卿有一出戏讽刺官僚主义，有四句话很生动，叫做“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朝上堂敲三下，卜（不）通卜（不）通又卜（不）通”，挖苦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什么都不懂，只会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你们要有改革的决心来改变这种情况。 袁庚汇报结束时，还特别感慨地说，从商鞅到戊戌变法，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胡耀邦没有正面回应袁庚的这个想法。不过，当时在场的几位历史人物，无论是胡耀邦，还是任仲夷、梁湘、袁庚等，尽管为国家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结果都不是太圆满。 他在与湖南省教育厅长朱尚同谈话时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我们的政治生活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等左的投机者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分析阶级社会时说，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不过从过去到现在，“奴才”一直存在，奴化思想一直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胡耀邦说，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相当一段时间里，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指黄万里等），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就划为右派。为了让大家敢说话，克服“奴才”思想，以正压邪，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分权监督，这样才能保护不同意见，我们有人大，有纪委，还有监察部，但是如何形成真正的监督力量，值得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最关键是党的自身改革，这是最难起步的难点，不过不能操之过急。 胡耀邦又感慨地说，虽然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从大跃进到现在的实践证明，凡是逆着社会上大多数人意愿的政策，无一不失败告终；我们老是讲“民主集中制”，但是不能光讲集中，不讲民主，光集中权力，而不集中意见，反而以集中之名，强迫大家接受自己的意见。 胡耀邦还关注到当时蒋经国在台湾推行的改革，朱尚同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谭廷闿的秘书，1949年后去台湾，对这个问题也颇有了解。胡耀邦说，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儿子，但他亲民务实，与人民打成一片，顺应民意做了若干政治改革，才受到老百姓的怀念。 胡耀邦也关注到蒋廷黻等人对中国文化中“大同思想”反思，他说，大同思想有好有坏，但是容易让我们陷入空想主义、平均主义，我们很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未必真的懂马列，就是因为这与大同思想有一致的地方，过去很多“左”的错误就是因为犯了平均主义错误，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突破，不然只能大家一起贫穷，没有进步。 当袁学之感谢胡耀邦对湖南省平反冤家错案的支持时，胡耀邦说：我们应该光明磊落，敢于面对事实，是则是、非则非，封建时代的帝王还可以下罪己诏，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严于律己呢？孟夫子不是讲过“以德服人者，衷心悦而诚服也”吗？ 在谈及中国问题和出路时，胡耀邦激动地站起来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和“科学”不够，专制愚昧太多，未来的出路在“民主”和“科学”。”杨第甫补充道：“还有法治。”胡耀邦说：“法治当然也重要，但没有民主分权，没有制衡，老百姓没有监督权，不会有真正的法治，我们为民主和科学已经奋斗了70年，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 在长沙，胡耀邦思考最多的还是当属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知识分子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好提意见，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是执政党，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机构。他们提出的意见对，就听取；不完善的，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正确的就不听。还可以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辨论进行说服，千万不要压服。” 胡耀邦还说，现在有些领导嫌老百姓不知足，说他们是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不赞成这个批评，现在不是人人都能吃上肉，就是吃上肉，也不能堵住人家嘴巴，不让人家提意见！ https://mp.weixin.qq.com/s/auj7q6VVcEQXe0LH_551jw https://mp.weixin.qq.com/s/eeaT9eKDP0oIJxsznJp5bw https://mp.weixin.qq.com/s/QIOjHJp-0z2oVAUDUb00KA

世界观察日志谨祝各位二〇二三农历新年快乐，愿各位在新的一年中都能寻觅属于自己的幸福。 不協和音に居場所を探したり。 在不和谐音中 寻找着容身之所。

全球股市都在创新高，为什么A股跌得这么惨？ A 股市场多年来牛短熊长，从机制角度来看，主要还是因为A 股是一个有利于企业融资，不利于投资者回报的市场。对于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在这样的机制下想要获得长期回报，基本上属于火中取栗。 A股市场创立之初，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国企融资解困，后来虽然慢慢摆脱了这样的定位，但是又承担了新的融资使命。我国的融资渠道里银行体系独大，主要融资靠银行贷款。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高达70%，这和发达国家刚好相反，发达国家的融资主要靠股权和债券等直接融资，占比大概70%。 银行的间接融资占比过高，带来的问题就是银行容易将信贷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会陷入融资难的困境，同时，银行贷款比股权融资的成本更高，企业过于依靠银行信贷，也会带来融资贵的难题。长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融资结构不合理所致。 为了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我国近年来试图大力提升直接融资比例，股市的融资规模急速膨胀。尤其是在2021和2022年，A 股市场的融资规模连续两年都是全球第一，超过了全球第一大股市美国，但是，A 股市场的总市值还不到美国股市的两成。 一个健康合理的股市应该是在上市公司融资和投资者回报之间取得平衡，只有投资者获得良好回报，才能支持上市公司募集更多资金，由此形成长期良性循环。A 股市场过于偏重融资功能，反过来就对投资者的回报形成了挤压。 首先，市场的总体流动性终究是有限的，当大量资金被上市公司的IPO以及各种再融资吸取之后，二级市场推动股价上涨的资金就会相对有限，股价上涨就缺乏足够的资金推动。 更重要的是，大量新股上市，日积月累之后，在A 股市场形成了巨额的减持力量，这些低成本的股权在度过减持期之后，就成为市场上巨大的空头。即使不直接减持，也能通过很多其他方式对二级市场的股价形成压力，比如股权质押、比如通过转融通借出融券等等。市场上流传“买不完，根本买不完”的段子，起因就是股票供给太多，远远超过了投资者的接盘能力。 A股市场在持续下跌之后，估值水平已经处于历史性底部，上海A 股的静态市盈率只有11倍，深市的市盈率只有17倍。今年1月中旬，证监会也曾经公开表示，“当期A股市场估值水平已处于历史低位，长期看已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 但是即便如此，A 股还是继续大跌，投资者面对大跌后的市场也不敢进场抄底。原因在于，当前A股市场看上去便宜的估值只是静态估值，如果从动态估值来看，如果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很多上市公司的盈利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很低的市盈率就会迅速上升。很多看上去很便宜的股价，在没有业绩支撑之后，其实并不便宜甚至很贵。 投资的核心和精髓在于预期，将来的预期如何，才能真正决定股市未来的方向。 如果投资者对经济建立起足够的信心，股市最终就有可能迎来牛市。反之，A股的下跌趋势如果不能尽快逆转，就有可能造成相互踩踏，形成更大的股灾。 https://mp.weixin.qq.com/s/oSyvo2VFYrcLlAjvz9ByhA

“我是爱知乎的，但我们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离开知乎，甚至声讨知乎。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只是任何一个社交网络都在发生的事情。从知乎开放注册以来，知乎「水化」之声就一直不绝于耳，可这并没有影响到知乎的发展。即使是在和今日头条的对决中，知乎也赢得很漂亮。 所以不少人认为所谓知乎的问题，不过是老用户不适应新时代的耸人听闻。我们作为老用户的抱怨，亦老生常谈。但这是一种敷衍态度，试图在简化问题。原因很简单：如果知乎真的没有问题，走在正轨上，那它为什么和 B 站甚至小红书正在拉开差距？当年知乎希望取代百度成为用户搜索的入口、成为一个新时代的 Linkedin、希望通过 Live 建立百万级的专家服务网络，这些许诺哪个实现了呢？知乎说「聚焦创作者是长期战略」，那为什么有些创作者走了？ 知乎是很长一段时间是我最爱的网站。甚至知乎上市的时候，CEO 周源念了三篇回答，我的文字是其中之一。我是爱知乎的，但我们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也许对知乎目前状况最有意思的观察，可能来自知乎的「进站必看」：进站必看是知乎官方筛选的优秀回答。排序前十回答的答主里，除了一位非常可惜英年早逝的答主程浩之外，剩下九人里有一位超过一年没回答过问题；两位两年没回答过问题；还有两位超过三年没回答过问题。换句话说十个人里，有一半已经不能算作知乎的活跃创作者了。「进站必看」前三个回答来自张译、程浩和马伯庸，张译的微博更新一直没断过，马伯庸也是写作和出版不断。可他们的知乎已不再更新。作为对比，B 站入站必刷的「历史经典」区，排序前十名的 Up 主都还在更新。 问题不仅仅停留在此，知乎的身份认同也出了问题。国内的大型社交平台，都会对头部用户有一个专属的称呼：比如微博的「大 V」、B 站的「大 UP 主」或者即刻这样的小众平台也有自己的专属称呼「大即」。知乎也有，只不过并不是独特的，而是「知乎大 V」这样一个缝合称号。知乎官方试图努力让用户称其为「答主」或者「新知答主」，但收效甚微。知乎头部用户被对外介绍的时候永远是「知乎大 V」。这有点像「网红」。为什么是网红？因为只在网上红；为什么是「知乎大 V」？因为只在知乎上是「大 V」。 在发现答主身份被无视之后，苏志斌的另一个疑惑是：「『知乎大 V』不知什么时候起成了一个贬义词。连中性都不是，这让我很困惑」。很多人在被介绍称呼其为「知乎大 V」的时候都会表示拒绝，甚至有人会说「你才是『知乎大 V』呢，你全家都是」。 「人在美国，刚下航母」也成为了很多人嘲笑知乎常用的段子。人们普遍的想法是知乎只是我国众多社交网络中的一个，它并不重要。知乎和陌陌、探探、Soul 似乎也没什么区别。不值得被拿出来严肃讨论。 不，知乎异乎寻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知乎的诞生，今天的中文互联网肯定会不同。从「XXX 是怎样一种体验？」、「如何评价 XXX」再到「泻药（谢邀）」这样的句式；到「内卷」、「做题家」这样深入中国普通人生活的词，都和知乎直接相关。很多人在声讨知乎的时候，都不经意间用着知乎发明的概念。 劝退就是一个发扬自知乎的概念。严格来说在其他社交网站上也能找到劝退的内容，比如贴吧还流行的年代就已经有了关于劝退生物和化学的贴子。但劝退真正的大规模流行和发酵都是从知乎开始的。 但在另外两个概念面前，「劝退」就是小巫见大巫：内卷和做题家。它们都不是诞生自知乎，但却都因为知乎而融入了新的内涵，重新以不同的面貌进入了中文世界。 开篇提到众多从知乎出走的核心用户，恰恰就是一群受「氛围」变化的影响最大的用户。「氛围」这件事一般会被互联网产品归类为玄学那类范畴。可也是「氛围」决定了社区产品的体验。当年今日头条悟空问答的失败，也有很多知乎用户归结于它抄的走问答形式但抄不走知乎的社区氛围。一个社区如果成功建立起自己的氛围，那会是它强大的护城河。 可知乎正在用土把这条护城河埋上。很难说知乎是迷失了自我，它绝对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更高的 DAU、更高的用户粘性和 ARPU。知乎在回答里插入付费小说、强推视频并且将用户首页从关注变成推荐。这是知乎的数据需要的，却不是用户喜欢的。 知乎一些长期的运营依然会按照最原始的标准筛选高质量的内容，然后被与视频 Tab 里的土味视频呈现在一起。知乎用户选出好的问题，花几天的时间用心写了回答，发现排在自己前面的是知乎官方的盐选答案——并且写的是故事，甚至还要付费才能读。 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来自前文提到的曹丰泽和到处挖坑蒋玉城。他们俩作为知乎顶流中的顶流，这些年甚至没有一个运营加过他们、任何活动都没找过他们。而最令老用户们伤心的，还有官方那种若隐若现「家花不如野花香」的运营手段：知乎一些商业化部门的运营和出圈手段，都愿意依靠外部的名人和流量。 近年来很多互联网公司会愿意用这样一个叙事：以前的桌面互联网，都是精英在用；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全国人都在用了，所以看学历就能感受到用户素质的下降。这个叙事折现出一个典型的论述：一旦平台氛围出现异动，大概率是用户更多平均素质下降了。这是一种「平台无责论」，错的不是公司，都是用户。 这不过是在推卸责任。我们的物理世界普遍比二十年前生活的更好了、选择更多了、出行更方便了；可虚拟世界却更差了、更水了、素质更低了。而这都是用户越来越多的错。任何对这个问题的反驳，会被快速归结为：「太理想主义」，多少懒惰掩盖被一个「太」字掩盖。那我们作为从业者有什么资格到处输出互联网方法论，认为网络能让这个世界更好呢？ 这个叙事也发生在知乎，水化被归结于用户越来越多所带来的必然性。但我不认为知乎作为平台能推卸责任：一般来说知乎这种强讨论和兴趣的社区，都会选择做好用户区隔。像是 B 站，一个知识区的用户可能完全和舞蹈区没有交集。而在知乎，一个答主曾感叹：自己一个天文学优秀答主，为啥首页会天天被推送婆媳关系内容？ 2014 年周源的一次自述里用了个章节小标题《尊重做社区的节奏：流量无用》，里面说：「量增加不等于社区成长，反而导致你没有预见的问题产生」。现在的知乎，反对曾经想成为好社区的知乎。 这和常见的用户素质下降论调没有关系。当平台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放在一起，把推荐、热榜和视频放在首页，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知乎的答主流行一个词「德匹下」：德性终究获得与其相匹配的下场。 社区平台的运营者总是不能明确的区分社区究竟是因平台而成功，还是因用户而成功。如果社区日活的增长并不必然隐含着一种用户体验上的进步，那么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会让社区的运营更加无视其中每个用户的重要性。 我写知乎不光是因为我爱知乎，更是因为知乎几乎是中文互联网公域深度讨论最后的阵地。这是互联网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公域深度讨论的意思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对一些问题进行长篇大论的交流、思考甚至是争吵。这让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和自身的局限。 内卷这个词不会凭空从教科书里蹦出来，赋予它生命力的不是这个词本身的含义，而是这个词背后极其大量的讨论（一些讨论读起来和吵架无异）。这些讨论给内卷带来了远超其原本含义的内容深度。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有充足的理论进行论证。这些深度的讨论将内卷这个词送出了「圈」——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最开始出圈的就是这些讨论内卷的文章。 任何一个概念都会伴随反对意见而生，而如何理论完备的说服绝大部分反方就成了出圈的基本要求。这需要深度的对话。播客《怪物尚志 MonsLog》的主播可达对此有一个贴切的比喻：「知乎就像是一个修罗场，名词破圈之前被拷打了无数遍、打了几十个补丁，从一个词变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放到其他领域有极大的战斗力。」这是知乎的独特价值，也只有知乎有能力批量生产这种讨论。 这是知乎的意义。它是少数人们还在其中撰写、阅读和讨论长文字的平台。长文字写作的意义是无法被短视频所取代的。微信公共号有些撰写长文字，微博也有长文章，可长文字对长文字的交流，却是知乎真正的特色。 一个社会需要公共性的讨论，这有助于帮助我们塑造共同体。桑德尔说这种共同体「不是把我们自己视为『他人』，而更多地把我们自己视为是一种公共身份的参与者，这个公共身份或是家庭，或是共同体，或是阶级，或是人民，或是民族。」 当我们在知乎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答主会不自觉地参与到对大众话语体系的塑造之中。而通过来回的反驳与交流，我们更加明确了未来的道路。今天绝大多数网民都认为 996 是一种不合适的做法，之所以大家都这么想，有知乎上无数答主的奋笔疾书的功劳。 共同体对未来的思考不可能靠单方面的灌输和短平快的结论。在 BBS、电视辩论已经消失的时代里，知乎拿到了接力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乎对于公域讨论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可在这场接力中，它似乎没有了下一棒。 当我们在谈论知乎时，我们也在谈论中文互联网的未来。所有人都能够从一个良好的社区获益，但很少有人能通过维护一个好社区而获益，破坏这个社区倒是更容易快速攫取收益。知乎需要更件严肃的面对它究竟想打造什么样的社区这个问题。从知乎推知识付费、到首页时间流改版再到现在的强推视频。它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下一个得到、今日头条、抖音，还是真正的成为未来更好的知乎。 现在我想要一个尊重创作者、不只是嘴上说，而是真把用户当人看的平台。大平台们知道所有数据的价格，却不明白数据背后创造的价值，这是人在宇宙中给自己找的位置。 我们可以相信中文互联网：不是相信这些公司能做出什么，而是相信中国无数的网民会创造出更丰富的在线世界。如果我的相信失败了，那也不过是我的失败，而不是中文互联网的失败。因为还会有人继续相信并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https://mp.weixin.qq.com/s/bDREDpSOlOdJqx-YX22LLQ

如何让统计数据永远"正确"？【某骜】 看“回升趋势”问题解答的时候，可以想一下例1中使用的手段，看一下自己是不是也中了叙述性诡计？想想有没有在函数上做手脚？或者从散点图到连续曲线是否满足“求导”？“不止国内”，所有人都可以玩这一套，通过曲解数据/更改概念来告诉你“他们自己想说的话”。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Q4y137gE

新闻 | “Linux 中国” 开源社区，停止运营 https://linux.cn/article-16602-1.html 从即日起，“Linux 中国” 这个社区，包括它的主网（ https://linux.cn/ ）、公众号、视频号，以及下属的《硬核观察》栏目，将无限期停止更新和运营。

Twitter 的官方人员正在试图通过 DDoS 攻击开源项目来阻止开源社区继续维护 Twitter 的第三方客户端 RSSHub 和 Nitter 的实例都有报告正在受到持续了几天的 DDoS 攻击 🫠 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正经公司能做出来的事情 https://vxtwitter.com/DIYgod/status/1751287372762017956

京都动画纵火杀人案被告青叶真司被检方要求判处死刑 在12月7日京都地方法院举行的审判中，检方表示：“此案的受害者人数在日本刑事审判史上是最多的，这是基于对京都动画的无理怨恨而实施的报复行为。” 检方还指出：“被告基于强烈的杀人意图策划并实施了此事件，并且深知使用汽油纵火的危险性。” 被告声称：“即使受害者逃脱，烟雾和其他物质也会以惊人的速度追上他们，我能感受到他们所感受到的地狱般的恐惧与悔恨。” 检方补充道：“虽然被告关于京都动画抄袭其作品的幻觉影响了其动机的形成，但影响有限，不能成为逃避死刑的因素。”并请求判处被告死刑。…

新闻“通报时代” 这个题我两年前就想写了，中间也好几次说想写，但一直没写。 最新的由头是前几天山东台吕台长那句“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不看别人的笑话”，以及河南南阳火灾13学生遇难，张丰兄说“河南媒体不去采访，不去监督”，“连消防部门的通报都不发”。所以，我想还是写一下新闻的“通报时代”。我的私心是希望以后还会有人提这个词，然后说是我提出来的，可惜我的勤奋和勇气与我的虚荣心完全不匹配。 为什么我很看重“通报时代”这个词？因为它有很强的符号意义，如果要写这几年新闻空间越来越窄憋的现实，相信我，不会有比这更合适的抓手。围绕“通报”，写个几万字的论文，绝对精彩，在此特别推荐学界的朋友写一篇，我草草说几句，就当抛砖引玉。 以前不管怎样，媒体多少会有一点报道的，但到了丰县事件，媒体自主报道完全绝迹。就社会新闻而言，丰县事件是非常大的新闻：举国关注，只要上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持续时间特别长，将近一个月（以目前的热点更迭速度，能持续一周已是大新闻）。然而这个量级的新闻，媒体几乎完全缺位，在此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是有条件写这个的，过去六七年我一直在做突发新闻报道。最早提“通报时代”是2022年2月丰县事件，那时感触很深，虽然在此之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以前不管怎样，媒体多少会有一点报道的，但到了丰县事件，媒体自主报道完全绝迹。就社会新闻而言，丰县事件是非常大的新闻：举国关注，只要上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持续时间特别长，将近一个月（以目前的热点更迭速度，能持续一周已是大新闻）。然而这个量级的新闻，媒体几乎完全缺位，在此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每一天大家都在“等通报”。所有人都在网上说，“赶紧发通报啊”，我们对这个事情有哪些哪些疑问。然后一直没有媒体报道，媒体也在“等通报”（说明一下，不是记者不想报道）。所谓“通报时代”，就是“所有人都在等通报”，“没有新闻，只有通报”。最后被逼无奈，民众只能自发去做调查，有人被按住，有人虽然发出来了但很快被删除。 官方前后大概发了五次通报，从丰县到徐州再到江苏省，但每一次通报均引发了更多的质疑。没有媒体报道，单凭官方通报完全不能取信于人。直到最后，才有新华社和央视的报道，试图盖棺定论，但内容只是对最后一次通报的照本宣科，已经没有人信了。实际上，我个人大体相信最后一次的通报内容，它符合我的农村生活经验，但我更能理解公众的不相信。 丰县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具备了“通报时代“的所有特征：媒体报道的完全缺位，其他信息渠道的消声，官方通报成为唯一信源但无效。时至今日，丰县事件仍是不解之谜。 另外一件事是两个月之后的上海疫情，体量更大。在我心目中，那是2022年最大的新闻，没有之一；就我的新闻从业生涯而言，堪比08年的汶川地震。它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视为一个转折点，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如是观。同样，在漫长的三个月里，大家每天都在等上海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像样的媒体原创报道，极其罕见。 过去媒体发达的时候，上海那段时间的媒体原创报道，10万篇不夸张吧？全国几百家媒体，平均下来每天一篇原创报道，三个月也有10万篇了。对比一下08年汶川地震，稍微像样的报纸，每天何止一篇，动辄几个版，电视台更是全天播报。有心人可以统计一下，上海期间，全国媒体的原创报道（不算通报和转载）有多少篇？恐怕连1万篇都没有。此处需要学界发力，做一下量化数据分析。 上海清晰让我们看到了“通报时代”的后果，媒体不要说做瞭望者了，它连已经发生的错误都无法呈现，遑论纠正。就此可以宣告中国新闻彻底进入了“通报时代”。 此后很多新闻事件，都在呈现这一特征。比如，贵州大巴侧翻致27人死亡，媒体只能照抄蓝底白字的几十字通报，能多写一句“据悉事故车辆为疫情隔离转运车”，已是千中无一的良心媒体。再比如北京长峰医院火灾，在官方通报出来之前，网上几乎看不到一张现场照片和视频，简直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奇迹。 先说内容生产。以前的记者恐怕无法想象，在今天，“等通报”对于新闻生产有多重要。这么说吧，稍微有点敏感的新闻事件，如果没有官方通报，一律不报。所以经常会听到领导问记者：“有通报吗？”“没有啊，没有先等等。”再积极一点的，“哎，让他们赶紧发个通报啊。”我有个前同事，搞了公号，名字有点黑色幽默，就叫“请以通报为准”。 以前当然不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年前，这种情况还不多见，有通报当然好，没有通报，内部检查确认事实无误，也就发了。但到过去两三年，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极其高频，极少例外。原因很简单，“通报”就是官方背书，是护身符。万一有事，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否则背不起这个责任。 从外在表现形式看，现在相当大一部分媒体报道，都是“抄通报”，甚至一字不改，一字不加。问题在于，如果媒体都要等官方通报出来，那媒体算什么呢？不说别的，单说时效性，你还比官方通报慢，有什么价值呢？我之前说，如果说以前新闻市场规模价值100块钱，现在只值10块钱，就是这个意思。 即便行业里最牛的财新，也不能不拿官方通报作为挡箭牌。比如前些天疯传的那篇《嫌疑人孙任泽之死》，也要等到一审宣判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刊发。简单复盘一下：事情是2018年9月底发生的，中间有多个事件节点，包括三次尸检，嫌疑人被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等等，正常情况下，这应该是一个连续追踪报道的题材，但要一直等到2023年11月一审宣判才能发出来，已时隔了五年之久。此处可以把判决书理解为官方通报的一种，是权威性更强但时效性几乎没有的通报。 再简单说几句受众。我已经很久不上微博了，但大致还有些印象。虽然业界还保留着对财新、澎湃、新京报这些媒体的尊重，但在微博，都是“谣媒”。何谓“谣媒”？跟官方通报不一致的，即为“谣媒”。经常可以听到的是“让子弹飞一会儿”，“不要急，等通报”。在“等通报”的过程，受众逐渐形成了消费习惯，消费习惯再塑造价值观——在相当一部分受众眼里，“通报”即为事实。最大的赢家是政务号：各类“XX发布”“XX平安”成为超级大号，比很多媒体的粉丝还多，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获知信息，不是来自媒体，而是来自官方。有心人如果统计一下政务号的发展趋势，与媒体的影响力进行对比，很可能正好呈现一条交叉的曲线。 如果要写“通报时代”，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章节：官方通报怎样一步一步成为一个份量越来越重的信息渠道？比如说，微博头条抖音快手这样的平台，是如何扶持这些政务号的？GR（政府关系）在这类公司中是如何运作的？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正如媒体会拿官方通报背书一样，政务号也是平台生存至关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通报时代”是一个各方共谋的结果，但背后都指向了一个源头。 也许有人会说：信官方难道有错吗？如果官方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信息越来越多，它替代媒体有什么问题呢？这里提两件事：一个是去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关于政务公开的第六章被整章删除；另外一个是裁判文书网，虽然保留下来，但大缩水已是必然，以后想看到孙任泽案这样的判决书，恐怕难了。 所以，所谓“通报时代”，就是一个公权大幅扩张，媒体同步萎缩的过程。 说回山东台吕台长那句话。他当然该骂，但不能只骂他，那也是捏软柿子。在我看来，山东台还算好的，过去这些年，除了上海台和山东台，大部分地方台早就不做新闻了，也就吕台长，还会在同行面前说不做跨省舆论监督——拜托，在同行眼里，这还算议题吗？以及南阳火灾，河南媒体连消防通报都不发，看来中国新闻不仅进入“通报时代”，现在还要进入“不通报时代”了。用张丰兄的话说，“估计权力也会惊诧甚至失望：也不给我一个机会来禁止？” “通报时代”是媒体人的悲哀，但我不想传递悲观。 越是这种时候，还在坚持报道真新闻的媒体和媒体人就越是可贵，比如这次南阳火灾，除了财新，其他媒体也在跟进，三联/南周/中青/都有报道。除了媒体，还有个人，比如前面提到的张丰，基本上每天一篇——写到这里，我去看了一下他的公号，一分钟前又发了一篇：《记住13个孩子死去的样子》。还有之前提到过的褚朝新、宋志标、余少镭，“越秀山边”和北青“深一度”。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公号：“鸡蛋bot”，我愿意称它为最好的新闻自媒体，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写的，特别棒。 人生了这张嘴，不仅仅要吃饭，更要说话。少看通报多说话，与诸位共勉。 https://mp.weixin.qq.com/s/_lsmuKYpfvvZEUFmdMJ1MA

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 我们在这里生，在这里老，在这里病，在这里死。但我们不算本地人。我们是身在中国的外籍居民，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永远都是暂时的，无论多久。我们在这里生养，但我们的孩子不是中国人。我们在这里变老，但永远不会退休。我们在这里心脏病发作，或是得了癌，不管能不能幸存，我们都必须回老家。不管我们将多少人生岁月豪掷于此，在华外籍人士都不能在此安葬。我们最终都要离开。 在中国待了将近二十年，我有不少朋友生了孩子，也有朋友去世。我眼看着大家变老、得病。无论他们——我们——从哪里来，都要经历生、老、病、死，这四大人生关头谁也躲不过。 你们肯定在哪座城哪条街上看到过我们，但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不管我们的中文水平有多高，不管我们有多么融入在地社区，不管我们和谁结婚，不管我们在这里逗留多久，在最要命的四大人生关头，我们总能回到老外的泡泡圈里。 在中国生孩子的外国孕妇必然要面对这种差异，在两种方式间不断磨合：在西方，盛行个体选择孕产方式，讨论各自的“生养体验”；在中国，医院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有一位外国助产士曾向我这样描述：对一个家庭来说，怀孕、生育孙辈几乎被视为一份正职。 安德里亚是一位“导乐”。导乐的角色介于准妈妈们的翻译、智囊团和教练之间。她们会提供关于超声检查的咨询和建议，甚至在分娩时提供帮助（有时会用微信视频通话参与分娩过程），但她们不是专业医护人员。 导乐还有责任告诉客户，有些分娩方式在她们国家司空见惯，比如在家生，但在中国不受推崇，甚至会被强烈反对；再比如，如果孕妇不想按照规定仰躺，而想试用别的分娩姿势时，导乐也有责任协助护士和助产士。 据她的回忆，那位女士决定坐在分娩椅上，但医院的助产士非常困惑，不知道怎样给产妇消毒，怎样给她铺治疗巾。助产士斟酌良久，反复考虑该如何规范操作；与此同时，那位产妇就干坐在椅子上等。助产士拿不定主意，去问医生该怎么办。 结果，婴儿出生时，医护人员都不在房间里。是安德里亚亲手接住了孩子。“妈妈很好，孩子也很好，”她说，“助产士反倒手足无措，因为这情况和她学到的、她习惯的那套方法完全不同。” 如果医生表示欢迎（医生们通常都喜欢有免费帮手，哪怕导乐没有正式身份），而且，如果待产夫妇不能或不想支付私人诊所的高额费用，她们就能在公立医院提供服务；当然也可以在私立医院，某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私立医院的检查费和分娩费就可能超过10万元人民币。 借由这个网站，我们能窥见对于外国准妈妈及其伴侣来说哪些事是重要的、在华外籍人士如何试图在中国医院里复制西方孕产经历——打造“孕产泡泡圈”。导乐就是这个网站提供的其中一项服务。 “我们希望自己拿主意，虽然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我们想去享受怀孕的过程。我们想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被听到了，”卡曼说，“在中国，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并非第一要务。” 我们年纪越大，中国就越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外国人必须年满十八周岁才能来中国工作，但我们是不是必须像中国公民一样在五十五岁或六十岁退休，仍然是个未被裁定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查尔斯受到绿卡的保护。 查尔斯拥有永久居留权，属于极少数绿卡持有者之一。截止2020年，中国政府发放的绿卡不到17000张。相比之下，美国在同一时间段内发放了超过200万张基于就业的绿卡。查尔斯享受政府为中国公民提供的福利，但涉及工作时，他就处于某种灰色地带了。 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变化也就越大。据金杜律师事务所所言，有些外籍人士已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劳动法规定我们应该退休。还有些人在互联网上谈论怎样从我们的月薪中收回8%的养老金——在中国工作十五年后就能提取这笔养老金，但考虑到签证和医保的现实状况，我们十有八九都用不到这笔钱。 该律师事务所表示，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条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最低年龄是十八岁，但没有明确规定外国人该不该遵照中国对法定退休年龄的要求。”查尔斯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了很多年。反正，他的人力资源部门也好，出入境管理局也好，谁也没有跟他说：他不能这样做。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二十来岁来中国的，和我当年一样，现在也都和我一样四十多岁了。他们是来找机会的，或是来工作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2022年，许多人走了，去新加坡、北美、欧洲，但也有一些人留下来了。 留给他们中许多人的时间不多了。中国公立学校体系让他们敬而远之，因而，他们把孩子送去国际或双语学校——学费可达每人每年30万人民币以上，这还只是幼儿园的收费。如果没有高管层薪资的支撑，光是学费就会让他们最终离开中国。只要外国人在中国生下一个孩子，沙漏就会翻倒过来，倒计时开始。 查尔斯现在孤身一人，账单寥寥，他不需要养老金。我们没谈这事儿，但他拿到绿卡时，明面上规定的最低工资是年薪72万元。他肯定够格，反正他也不想退休。 按照不同的统计方式，我们可以被分成各种阶层、各种数据图表，但要说衡量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水准，能获得何种程度的医保绝对算得上决定性的标尺。 只要我们在工作——因为要签证，我们在中国生活几乎都要仰仗一份工作——我们就都有中国的医保。我们可以和任何中国公民一样，去公立医院就诊，只不过，要先搞清楚这儿的医院怎么分科、怎样在迷宫般的医院里找到该去的地方、怎样预约挂号、怎样与医生沟通，后面的问题还多着呢。大多数老外要在老弱病残孕的状况下亲自抱病摸清这些门道，真的太难了。 请进入外国人的“医疗泡泡圈”：这个圈子里的医生会讲数十种语言，可以电话预约，从新生到濒死，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费用极高。奥拉贝戈亚每年要为私人医疗保险支付15000元人民币，刚刚好，能解锁这个泡泡圈。顶级的医保费用可能会高出几倍，或许包括在中国无法治疗的情况下，将你空运到另一个国家的医疗运送服务。 这倒不是说我们怀疑中国大城市医生的技术或专业素养，我有很多朋友都去公立医院享受常规医疗服务。但是，假设真的出了大状况，我们希望能和医生语言相通，即便中文很好，我们也希望得到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医疗期望的安慰。假设这种安慰是有偿的，我们可以花钱买。 奥拉贝戈亚在第一时间被送往手术室。医生用47针才将他的脖子缝合。粗糙的伤口险些触及他的颈动脉和颈静脉，但最大的风险在于绳子很脏，造成了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医院将他留在重症监护室，两天后才出院。他花了三个星期康复。保险偿付了16万元的医疗费用。他说自己幸好买了保险。那个放风筝的人，他们一直都没找到。 他的中国伴侣的雇主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安排了一家私立医院的体检项目，谁承想，检查结果显示他最近有过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迹象——他甚至浑然不觉自己发过心脏病。他被救护车送往中国最顶级的一家公立心血管医院后，有位医生冷漠地对他说：必需立刻进行挽救生命的治疗。他必须入院才能接受治疗，他问什么时候有床位，得到的答复让他大吃一惊：“我又不是神算子。”说完，那个医生就招手让下一个病人进来。 医生轻描淡写地将他拒之门外，这让他非常无助，希望彻底幻灭。他感觉自己命在旦夕，医生也没有推荐别的公立医院。马克和他的中国伴侣很快梳理了一下他们有多少选项，最终选中了一家知名的国际医院，他在那里接受了能救命的治疗。他没有私人医保，住院费达15万元。他自掏腰包。 “大多数外国人会为了治大病而离开中国，我理解那是为什么，”凯瑟琳对我说，“就算用母语，那些医学术语都很难懂，更不用说用外语了。” 自1995年起，在中国亡故的外国人不允许被埋葬在公有土地上，骨灰也不能撒在公有土地上，只有对中国做出“特殊贡献”的极少数特例除外。外国大使馆的任务是联系死者的近亲，之后，死者的近亲通常会雇用罗泽斯特这样的公司完成后续操作。 罗斯泽特公司是比利时人维尔弗里德·维尔布鲁根在大约十五年前创立的，在吴琼心目中，他拥有父亲一般的地位。据其官网介绍，公司服务范围包括涉及“医院、紧急干预小组、医院太平间、法医中心、殡仪馆、火葬场、公安局、以及各地、区、市级的民政局、公证处、外交部、殡葬协会、本地灵车公司、检疫检验、机场海关、货运代理、航空公司代理和收货方”等环节的相关事宜。 在中国，丧葬是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服务价格是固定的——但对我们来说并非如此。据《中国日报》报道，2015年，中国公民防遗体腐的官方价格是300元人民币，但吴琼告诉我，外国人可能要付更多钱，特别是在经办人员不太熟悉流程或规定的偏远地区。 一次典型的遣返，费用包括防腐和机票，总额会有六位数。我请吴琼估算一下，万一发生意外，将我的遗体运回美国需要花多少钱——她给我的答案是：12万元人民币，送到亚特兰大机场。我在迈阿密的家人会在机场签收，之后怎么办，就得靠他们自己想办法了。 根据罗斯泽特公司的统计，维尔布鲁根、吴琼和另外两名中国员工平均每年要处理120—140桩委托案，不到在华外国人死亡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公司曾将遗体送往八十多个国家，但排名前三的目的地是德国、美国和英国。 维尔布鲁根处理过那么多死亡事件，遍布中国各地，他非常清楚各地殡葬业的质量和性价比，能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城市就只有上海了，尤其就防腐的专业性、棺椁的工艺而言。“在中国，死在上海是最好的。”维尔布鲁根这样说。 在吴琼看来，这份工作意味着一项使命，要为那些在遥远的异国失去亲人的死者家属提供服务。她希望余生都能从事这项工作。如果她的前老板在中国去世，吴琼，或是她的同事，很可能不得不将他的骨灰送回比利时。 维尔布鲁根倒是不太担心。“不管是中国还是比利时，我死在哪里并不重要，”他说，“我只求不要死在医院里！” https://mp.weixin.qq.com/s/YiyK5os85cvWk6_2-E-Pow

“高中化”的大学里，晚熟的大学生们 清华大学甘阳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十几年前回到内地，在中山大学创办博雅学院开始，就送他的学生们去农村劳动，一直到他到清华大学任教，都在坚持做。学生们不愿意去，他就说：“你们成天好像很有社会担当，很有社会正义感，你们猪都没见过，关心农村个啥。” 甘阳做这件事，是忧虑这代大学生没有生活。他说：“学生们的智商是毫无问题的。他们学不需要人生经验的课程最简单。我在香港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香港的小孩抽象思维能力很强，但讲一些大的文化背…

二零二三年中国重特大事故列表 截至11月底，全国发生重特大事故15起、死亡279人，同比增加6起、92人。（全国人大常委会） 该列表仅记载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者50人以上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由于应急管理部未公开3至6号挂牌督办通知书，部分事故为查阅新闻比照标准列入。更为详细的事故列表可参阅中国劳工通讯中国安全事故地图。 - 2023年1月8日，江西省南昌市发生一起大货车冲撞人群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9人死亡、20人受伤。（安委督〔2023〕1号） - 2023年1月15日，辽宁省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爆炸着火事故，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失联。（安委督〔2023〕2号） - 2023年2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内蒙古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发生特别重大坍塌事故，造成53人死亡、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0430.25万元。（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及，未公开发布《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 2023年4月17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凤凰山工业区内一厂房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1人死亡。（安委督〔2023〕7号） - 2023年4月18日，北京市丰台区靛厂新村291号北京长峰医院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831.82万元。（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及，未公开发布《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 2023年5月1日，山东省鲁西双氧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爆炸着火事故，造成10人死亡。（安委督〔2023〕8号） - 2023年6月4日，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永胜乡鹿儿坪石板沟发生高位山体垮塌，造成19人遇难，5人受伤。（中国网） - 2023年6月2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发生一起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造成31人死亡、7人受伤。（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及，未公开发布《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 2023年7月23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学体育馆发生一起重大事故，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安委督〔2023〕9号） - 2023年8月21日，陕西省省延安市延川县新泰煤矿发生一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1人遇难、11人受伤。（安委督〔2023〕10号） - 2023年9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高压气体泄漏事故，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安委督〔2023〕11号） - 2023年9月24日，贵州省六盘水市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山脚树煤矿发生一起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6人遇难。（安委督〔2023〕12号） - 2023年11月16日，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永聚煤业有限公司地面联合建筑楼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目前已造成26人死亡、38人受伤。（安委督〔2023〕13号） - 2023年11月28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双阳煤矿发生一起重大事故，造成11人遇难。（安委督〔2023〕14号） - 2023年12月20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坤源煤业有限公司坤源煤矿发生一起重大运输事故，造成12人遇难、13人受伤。（安委督〔2023〕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