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观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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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里的心理教师，和学生一样在崩溃边缘 我大学读的是应用心理学专业，2017年本科毕业，我没有像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转行，而是去了云南某偏远地州乡镇学校，考上了特岗心理教师职位。 那时我以为，心理老师就是单纯地负责心理方面的工作。没想到我一进校，就被要求担任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语文教师。 事实上，我从没接触过语文教学，学校也不在乎我有没有相关资质。因为语数外三大主科的教学任务更重：课程多、批改量大、还需早起看早读，资历老的老师只要有机会转岗去教小科目，就不愿意教主科。主科老师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课时量达到30节以上，是正常课时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学已经很忙了，入职第二年，我还成了校团委书记，需要额外承担校团委的行政工作。 每个月，团县委都会下达任务——3月学雷锋，4月缅怀先烈，5月青年节……从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到后期宣传，都由我一个人负责。最头疼的是，学生实际上没有课余时间开展活动，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开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经找领导协商，我理解学校不容易，可以先带别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师了，能允许我全身心投入热爱的心理工作。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有一次，有个领导同意给我调去教政治，开会时都说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学期的教学安排，发现还是让我继续教语文。 而我提出的许多设想，也没有落地的可能。过去我在办公室、操场或者食堂遇到领导，就和他们说自己的规划：能上心理课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筛查、开活动。以上这些“应有”的环节，这里一个都没有。领导总是打个哈哈敷衍过去，后来学校的中层直接告诉我，不会给我开心理课的，“十年后估计也开不起来”。 只有当上级需要完成的某项检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园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会要求我提供一些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讲授的课件和教案。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两年国家重视，对心理老师的师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学校年年都有跳楼未遂的学生，所以我入职那年，上级给了学校一个心理教师的编制。可是进学校之后，我就完全归学校管理了。县教体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师在教语文，他们没有插手。 对于心理老师的考核，从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县里那位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因为不带班，没有成绩，所以考核被领导随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伤自尊。因为各种阻力，她也没有在校园里开成心理课。 其实国家是有规定的，心理老师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几乎没有地方能落实。我与副校长争辩，他显得很无所谓：“那是国家的规定，我们县是县说了算，甚至是学校说了算，我们学校就是拿成绩说话的。没有成绩，什么都不算，你什么都不是。” 这是全县升学率最高的初中，把县里其他初中远远甩在后面。即使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学生能考上高中。 和许许多多县中一样，作为“全县的希望”，它肩负着巨大的考核压力，只能靠高强度的学习和军事化的管理苦干出成绩——这是心理教育无法开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滋生心理问题的温床。 每个建筑从二楼起都被金属质地的防盗网封得严严实实——我到学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险些在校园内跳楼自杀，那之后没多久，学校就装上了这些防盗网，从物理上切断了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旧。从此之后，这里就更像一个监狱，从内到外都密不透风，让人感到压抑。 我时常觉得这里像一个庞大的教育机器。每一个老师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负责把学生加工成符合标准的合格产品。学生们被剥夺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允许有不同的想法。 县中评价人的方式是如此单一，只有成绩。除了成绩，没有任何可以给到孩子支持的东西，孩子有特长、优势，也不被认可，不被尊重。学校没有任何课外活动，唯一一次破天荒地开了“兴趣课”，还是为了应付检查，抽出一个年级上，后来检查不严了，“兴趣课”再也没开过。 有一种说法是，“心理学面对的已经是最末端的问题了。”无法改变现实，才只好诉诸心理，这样高压的环境得不到改善，我一个成年人都觉得压抑，要这些孩子怎么不抑郁呢？ 孩子对心理疾病的觉察和周围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这个环境不允许学生有心理问题。在县城，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最常见的错误认知，不是将其妖魔化，而是将其普遍化、平常化。校领导不止一次公开说心理学是假的，“信不信把学生送去州医院、市医院，全部都会诊断成抑郁症”。他们向学生传输的也是这种观念，“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病，你没有病”或者“我们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学校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是“装的”，是为不想读书找的借口。即使有学生已经去县医院得到抑郁症的诊断结果，他们也觉得医院的诊断是“骗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这样认为，每天说说笑笑的人怎么可能抑郁呢？而学生因为担心被老师贴上“矫情”、“懒”、“不想学习”的标签，不敢发现自己的问题，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结果就是越来越严重。 我刚去的第一个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去一条公路，帮他劝一个学生回校上学。这个学生在妈妈送他上学的路上，突然说，要是再逼他去读书，他现在就从这个大桥跳下去，或者撞车撞死掉。 我当时人不在县里，没法马上赶到，就在电话里多问了几句学生的情况，才知道他已经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我很震惊，告诉副校长，孩子这种情况已经明确地在实施自杀行为，要引起关注，赶紧就医，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着让他回学校了。 可是无论我说什么，副校长依然坚持让我把学生“劝回学校”。我不同意，最后，他失去耐心，愤怒地挂了我的电话。 后来这个学生怎么样了我不知道——这是我工作的常态。虽然是名义上的心理老师，但我几乎没有机会完整地跟踪一个案例。学校只在危急情况时把我拉过去，让我和学生聊几句，没头没尾的。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不仅得不到学校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难得到来自家庭的帮助和关怀。我接触过一个女生，通过量表和结构化提问判断她确实有一些心理问题。和学生说了之后，她告诉我，“没关系的，我还能再撑一下”。我想联系家长，帮她寻求更多帮助，她只说，“老师你不要说了，说了家长也不会信，只会觉得我矫情，他们不会支持我的。” 和一些学生聊下来我发现，他们的症结其实是在家庭。我在学校给他们做好了心理疏导，但是很难说服家长改变相处方式，学生一回到家，面对糟糕的家庭关系，很快又会重新陷入抑郁。更何况，很多时候，孩子心理上出了问题，并不比孩子成绩下降更能引起家长的重视。 疫情之后，整个社会对心理问题都越来越关注了。县里先后发生了两起中小学生自杀事件，之后，全县范围内的学校都加强了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的重视。这看起来是件好事，但我总觉得，我们离正确的路还有很远。 有学生自杀后，县教体局要求各个学校上报名单，排查“问题学生”。所谓“排查”，其实就是让班主任把单亲重组家庭学生、贫困生、残疾学生还有“刺头”都统计出来，选出他们眼中疑似抑郁症的学生，汇成一个六七十人的名单，让我给这些的学生开场讲座。 学校想的很简单，讲一场讲座就可以让他们舒缓情绪、不自杀了。他们不专业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会带来更多不可想象的问题。 我不愿意成为二次伤害学生的那个人，因此我拒绝了。他们又去找了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人家当然也没答应。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 我猜测，也许学校也知道这样没什么效果，他们只是把这些行动看作一则免责声明，一种出事之后可以为学校开脱的理由——“我们给他们做过心理辅导了”。 那段时间，很多学生因为心理问题住院，光我们年级就有七八个。副校长对抑郁症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毫不在意变成了严防死守。他不再嚷嚷着“抑郁症不是病”，听说哪个学生得了抑郁症，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如临大敌，让他们都去住院或者由家长领回家，“反正不能在学校”。 从专业的角度看，评估学生能否复学需要很多流程。只不过，学校也并不遵循这一套，全凭副校长自己判断，标准是成绩。如果住院的学生成绩很好，他会希望学生尽快返校；如果学生成绩较差，他就会让学生赶紧回家。 去年上半年，我和另外两位不同学校的心理老师，被县里组成群访工作组，为各学校排查出的问题学生做心理咨询。我们都觉得，拉我们去只是走个过场，假装全县很重视这个事情。 即便知道成效微乎其微，但我能感觉到其他两位老师和我一样，还是想努力做点什么，可能学心理的人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情怀。每个孩子有什么问题，需要校方、家长注意什么，我们还是会整理成文字交给他们的班主任。 群访结束时，我们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提交给教育局，列出了一系列问题，以及对部门和学校的建议。报告交上去，没有任何回应。但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https://mp.weixin.qq.com/s/eM1xuYnhMYTk1o6GK1ssKw

来自虚空的呼唤：七年过去了，我们对MH370的失踪了解多少？（第一部分） 二〇一四年三月八日凌晨一时二十分，MH370航班在南海上空消失于雷达当中，踏上了通往印度洋最偏远角落的神秘之旅。困惑的当局争先恐后地寻找坠机地点，却浑然不知飞机仍在空中，正朝着世界边缘未知海域的深处飞去。即使在追踪到它的真实路径之后，答案依旧难以捉摸。一架如此庞大的波音777怎可能就这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的问题：为什么？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能解开所有的谜题。但多年以来，已然有足够多的证据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令人不安的飞…

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生曹丽萍剜颈自杀前留下的遗书

Mandell医生教学：如何通过几个简单的动作缓解鼻塞 操作跳转 01:39 https://weibo.com/2214257545/K2cC7rpDj

研究生多到无宿舍可住 201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不为部分专业硕生提供宿舍，2020年之后，这一范围扩大至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校区的全体专硕生。考上专硕，即需租房，虽然对此早有预期，仍有不少同学选择兼职以减轻经济负担。 “学校附近的单间，合租价格在2000—4500元，2000元的单间几乎只能放下一张床，走路都困难。”古明选择了一间3000多元/月的三室合租房，加上生活费，一个月花费接近6000元，一年的花费是学费的6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提出不再为非全日制、定向就业或一些特定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提供宿舍。一些学校开始不再为全日制专业硕士生提供校内宿舍，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为66.71万人，2022年，研究生招生人数扩至124.25万人，几近翻倍。2022年，我国在学研究生已达365万人，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上海师范大学一位辅导员告诉经济观察报，徐汇校区是老校区，宿舍数量相对少，近几年越来越紧张。学校的方案是，尽量劝上海本地生源走读，特别远的学生先行登记，如果有新床位空出，再按照学生家里路程远近分配。 2019年，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几乎同时联系到林凡所在的企业，希望租赁公寓作为研究生和留学生的宿舍。此后几年，仅上海就陆续有7所高校与其沟通，希望租赁长租公寓做宿舍。 他对其中一所学校的紧迫情况记忆犹新，该学校不仅租赁了周边职业技术院校的空余宿舍，更是在几年前就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鼓励本科生自行解决住宿。该所高校为了最大化利用空间，将宿舍楼的厕所都加到宿舍房间中，这样每层楼的两个盥洗区也可以被改成宿舍房间。 21世纪之初，中国许多高校都流行去远郊建设新校区，分摊、缓解老校区的教学和住宿压力。这些新校区普遍远离市区，占地面积较大。但就是这个师生眼中“地广人稀”的大学城，也面临着宿舍紧缺的问题。 一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师介绍，去年开始，学校的宿舍楼开始大规模装修改建，原本4人间宿舍被改为5人间。“一共有20多栋，其中1—10号楼都进行了4改5的操作”。上海师范大学也对奉贤校区的部分宿舍楼进行扩容改造，部分宿舍4人间被改为8人间。类似情况也在上海其他郊区大学城出现。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一位教职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从2023年开始，华师大闵行校区开始对延毕但仍住在学校的学生进行排查和腾挪，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住宿的，需要由辅导员向学校申报。同时，学校将原本给青年教师和辅导员的一些宿舍进行整合，鼓励老师们退宿，将这些房间重新改造为学生宿舍。为了鼓励一些在读博士生腾出宿舍，学校甚至提供给愿意退宿的博士生一些现金补贴。 近几年，高校解决宿舍紧张问题的方法无非几类：一些学校将教职工的宿舍腾挪出来给学生住，给教职工租赁校外的住所；或者直接给学生在校外租赁宿舍；一些学校对宿舍进行改造扩容，想办法挤出更多的房间和床位。 当高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无法跟上扩招步伐，不再向部分硕士研究生提供宿舍成为无奈却快捷的方法。 一位未能入住爱久公寓的复旦法学研究生小影表示，复旦专硕要抽签，命中率在55%左右。没摇到号的学生能够领到每月800元的补贴，共计10个月。“补贴几乎是租房的零头，学校附近合租单间的租金几乎都在3000元左右。”小影算了算，三年法学专硕的学费在12万元左右，加上房租和生活费，读研的花费超过30万元。 宿舍的紧张也使得住宿条件受到挤压。一位复旦博士生告诉经济观察报，自己在华师大读研期间，住在学校租赁的校外公寓楼中，8个学生需要共用一个卫生间，夏天，因为洗澡而争执时有发生。现在他在复旦读博，宿舍的厕所6个人共用。他担忧的是，有传言称，由于宿舍紧张，可能博士生也将无法换到单人间去。 林凡表示，虽然从数量来说，学校对公寓房间的需求量并不算小，但这样的需求和矛盾仍然集中于一些一二线城市的高校，“我们拿项目调研的时候，将高校需求作为一个考虑因素，但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他以自己在一个大学城附近的项目举例，“假如只有大学城的需求，我们绝对不会做这个项目，我们70%的目光还是聚焦在周边的企业和产业”。 https://mp.weixin.qq.com/s/tk1gdZAEzEckEKzhbBC2vw

《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养老保险主要精算预测结果 1. 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 在企业缴费率为16%的情况下，根据制度内参保人数、缴费人数和离退休人数可以得到两个概念下的制度赡养率，即规定制度内离退休人数与参保人数的比率为“参保赡养率”，制度内离退休人数与缴费人数的比率为“缴费赡养率”。预测显示，2019年“参保赡养率”和“缴费赡养率”分别为37.7%和47.0%，然后同时缓慢上升再加速上升，从2023年后便开始一路平稳上升，到2043年后有加速迹象，到2050年分别达到81.8%和96.3%。因此，仅从制度赡养率上看（不考虑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在不断提升，简单地说，2019年由接近2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离退休者，而到了2050年则几乎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个离退休者。 2. 当期结余将于2028年出现赤字并不断扩大 2019-2050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便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具体来看，2019年当期结余总额为1062.9亿元，短暂地增长到2022年，然后从2023年便开始下降，到2028年当期结余首次出现负数-1181.3亿元，最终到2050年当期结余坠落到-11.28万亿元。其实，上述的当期结余是在“大口径”（包括财政补助）情况下测算得到的。如果不考虑财政补助，即在“小口径”情况下，当期结余在2019年就已经是负值，而且下降的更快，到2050年为-16.73万亿元。可见，虽然财政补助为缩小当期收入缺口贡献巨大（2050年贡献了32.6%），但仍难以扭转当期结余的趋势性变化。 3. 累计结余将于2027年达到峰值并在2035年耗尽 在“大口径”下，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对比而言，累计结余占GDP比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要温和一些，2019年这一比例为4.4%，2024年达到4.9%的峰值，然后到2035年归零。 4. 个人账户持续增长但占GDP比例将趋于收敛 2019年个人账户记账规模高达7.65万亿元，占累计结余比例为179.7%，此后先短暂下降，然后不断上升，到2028年升至222.6%。个人账户记账规模占GDP比例也从2019年的8.0%增长到2028年的9.3%。个人账户记账规模占GDP比例虽然一直在增长，但这种增长趋势却在放缓，即增速不断趋于收敛。 5. 中央调剂制度仅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当期结余的两级分化 在引入中央调剂制度后，2019年当期结余排在第1位的广东为1296.0亿元，远远超过排在第2位四川的478.3亿元和第3位北京的477.2亿元，优势特别明显；而当前结余情况越好的省份，优势地位不断强化，例如广东、北京、四川和湖南。如果不考虑中央调剂制度，当期结余“两级分化”趋势更为严重。2019年当期结余排在第1位的广东高达2000.7亿元，几乎是排在2-10位即北京、湖南、四川、福建、云南、贵州、新疆、安徽和天津的当期结余总和，而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高达16个。 6. 基金可支付月数两极分化趋势依然明显 在引入中央调剂制度后，2019年刚好有一半省份的可支付月数超过基准线，即16个；而低于警戒线的省份共有5个，分别是黑龙江、青海、辽宁、吉林和内蒙古；其他11个省份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分别为浙江、陕西、河北、甘肃、广西、江西、湖北、宁夏、兵团、山东和上海。此后，两极分化开始加剧，在超过基准线的省份逐渐增加到2023年和2024年的19个的同时，低于警戒线的省份也迅速增加到10个，翻了一倍，而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的省份却下降为3个。2025年以后，超过基准线的省份一直维持在17个，低于警戒线的省份数量却在继续增加，到2028年高达13个，而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的省份到2028年只有两个。 http://cisscass.com/yanjiucginfo.aspx?ids=26&fl=3

硬核防疫、鸡贼采访、虚假故事计划 仔细看完原文后，我非常气愤自己的善良被无良编辑利用，决定对这篇文章进行回应。 首先，该编辑发表的文章不尊重事实，看似客观叙述，实则极尽扭曲加工，污名化我们这些为了保护家人和自己身体健康还在坚持防疫的人，将我们日常的防护措施夸张化，引导暗示我们这些防疫群体为神经病、偏执狂，完全违背了我接受采访的本意。 文章中列举的部分内容，出自我建的防疫交流群。这位周编辑在加了我个人微信后伪装出学习交流的态度混进我的防疫群聊，这也让她有了机会潜在防疫交流群收集素材，并将部分事实歪曲加工，污名化坚持防疫的群体。…

未成年“福利姬”：迷失于欲望中的青春 许多未成年福利姬，是在网上“冲浪”时知道了这个行当的存在。《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2)》显示，我国未成年人近半年内的上网率达99.9%。未成年人上网已经是家常便饭。 福利姬女孩秋秋一直热爱追星，为了及时同步偶像的动态，她甚至学习了如何使用国外社交平台。据秋秋回忆，在一开始接触到那些平台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拿福利姬去赚钱”。后来，刚上高中的秋秋需要赚钱支付补习班的费用，于是她想到了去做福利姬。 2007年出生的点点告诉记者，早在小学四年级时就接触到了SM（即性虐待），对它的兴趣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浓厚。“我更小的时候还没有净网，网络上什么东西都能看得到”，她笑着说自己从小就被一些奇怪的东西“污染”到了。点点觉得，她现在并不排斥在网上发布自己的大尺度照片，或许与童年时的互联网经历有关。曾经为多位福利姬辩护的马泽恩律师说：“她们中的一些人正是在最缺乏性教育的时候接触了性。” 点点最早开始运营账号是通过对其他福利姬的模仿：“其实就是照猫画虎”。她学着“那些漂亮姐姐”的方式，用类似的照片配上一些标签，两个月涨粉三万。后来有新人问点点怎么做账号，点点也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她（新人）现在做得比我开，发的都是一些很露骨的视频。” 秋秋已经做了两年的“福利姬”，她将这件事定义为“贩售性幻想，给他们一个性幻想对象”。 沫沫在做“福利姬”一年半里靠售卖线上福利赚了2万多，但她自嘲道：“我是圈里最便宜的福利姬，比起其他粉丝多的福利姬肯定比不上啦！”。拥有11万粉丝的秋秋，虽然和沫沫一样，提供类似价位的线上服务，但月收入已经能达到5位数。 不过点点算是其中特殊的存在，她还没有以提供情色制品或服务赚钱，而是利用自己拍的照片积累下的流量，帮其他账号付费推广。像她这样类仅是发布情色内容的群体，被称为“网黄”。但点点说自己已经有了进一步成为福利姬的打算，在账号的关注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她首先会设置一个“门槛”。 期期是一位主营线下服务的“福利姬”，一次性交易能让她收获3000元以上。记者通过期期主页的链接进入了她开设的免费频道，频道内有2000多个粉丝，期期会在频道里发布自己的日常，还有其他顾客对自己的评价。 期期还开设了“绿单”，即不涉及性行为的线下约会。但福利姬与顾客在现实接触时，“绿单”的“绿”能否被坚守是难以预料的。 赚零花钱、攒学费，是记者在采访时听到“福利姬”们说得最多的话。 17岁的初初把做福利姬赚来的钱称为“大风刮来的钱”，有了这些钱，她在消费时可以更随意，还有余钱买礼物送给身边的朋友。她坦言，有段时间想过一直做福利姬好了，“毕竟比我打工赚的都多”。但她转念一想，她毕竟是重点高中的学生，“未来总不能只和金钱打交道吧，我也有自己的理想”。 同样为了攒补习费用的还有秋秋。上初三的时候，因为父母给的生活费过于“保守”，秋秋课余要去兼职赚钱来支付高昂的补习费用。但她逐渐发现自己没办法兼顾兼职和学业。于是她迫切需要一个来钱更快、对学习影响更小的赚钱方式。而福利姬是眼下的最佳选项。 她在刚开始拍摄时会有些拘谨，只能接受在室内拍拍照。后来，随着粉丝量变多，她可接受的拍摄尺度渐渐变大，包括视频陪聊、野外露出等。她称这个过程为“驯化”——也许是被顾客多样的需求驯化，也许是被日渐升高的收入驯化。 “在我最想放弃的时候，我想，如果我不做福利姬，还有很多人会做。如果我不赚这份钱，我就要用更多的体力劳动去换取同样的钱。就是一种拿底线换钱的感觉。”秋秋说。 性社会学研究学者黄盈盈提出，女性进入性产业是一种“得失平衡”，是一种自身内部的“结构调整”，即她可以选择牺牲个人声望、社会福利和部分权利，来换取“较高的收入、更轻的劳动强度和相对的自由”。 对于一些女孩来说，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裸露视频只是她们的“工作内容”。在网络上没有人认识她们，她们只在乎内容的流量好不好、能否吸引新的客人，对此并不会感到害羞。 同样的，16岁的点点当福利姬的契机，也只是“我的身体很好看，就拍照片发到网上了”，在得到不少网友的点赞后她就一直做了下去。不过她认为自己在网络上的形象与现实中的形象反差很大，校园里的她远没有在社交平台上那么“开放”——“社恐”“蓬头垢面”“是学校里最不起眼的女孩”，是她的自我评价。 一位研究性心理学的学者告诉记者：“她们其实是在拿某种东西来炫耀。就像学霸炫耀成绩，运动员炫耀奖牌，美妙的身体是福利姬们的资本，她们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她们同时也在这个世界里寻找到更多的“自己”。那些特殊的癖好在这里不再是他人不理解的事物，她们可以相互分享、相互理解。 情感，是这些女孩们除了金钱以外提到最多的“出发点”。柚柚在中学时曾做过福利姬。她坦言那段时间自己赚的钱不算多。她家境殷实，并不缺钱，做福利姬更多只是因为“在情感上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从与柚柚的采访中能感受到她对自己的生活有着很强的倾诉欲。但她告诉记者，因为和同龄人没有共同话题，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于是她开始在网络上找“存在感”。她从六年级开始接触小众的社交软件，在互联网上跟陌生人聊天。她会给对方发送自己的照片——包括展示自己身材的照片。 而在做“福利姬”的过程中，她遇到的网恋对象和顾客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她情感上的空虚。五年前，柚柚通过微博认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男人，他们大多已经工作。她将过了门槛的人拉了个微信小群，并和其中部分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柚柚很清楚这些男人的接近无非是出于欲望，但她并不介怀，因为她需要陪伴。 与柚柚相似，秋秋自幼和祖父母同住，与父母的交往不多。因为“社恐”，她在现实生活里也没有什么朋友。“网络真是个好东西，能让我这种一无是处的人也体验下被喜欢的感觉，真好。”由于家庭与同伴亲密关系的缺失，她对于情感的感知大部分来源于网络。 “偶尔会忍不住想，被你真心爱上的人该有多幸运。”在期期的频道里，一名顾客情不自禁留下了自己的私心。 消费者阿瓜向记者坦言，他认为“福利姬”之所以能够产出让人“心驰神往”的文案和图片，是出于丰富的性经验。多数消费者认为福利姬在行业中长期浸淫，凭借“丰富的性经验”，她们穿着性感的衣服，可以摆出各种诱惑的姿势，隔着屏幕满足顾客们的性幻想。 但事实并非如此。半年前，秋秋告诉记者：“除了被强奸那次之外，我再也没有性经历了。” 他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会后悔吗？这是记者在知晓未成年福利姬的存在时发出的疑问。 今年16岁的点点告诉记者：“在约之前我已经预想到了一些可能的后果，问过自己以后会不会后悔。”她认为潜在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就迈进了圈子。 在圈子里见过了各种各样的男人，期期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不安。自己会结婚吗？另一半可以接受得了自己吗？能够相信爱人吗？自己会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吗？ 她的答案是：“还是早点攒够钱上岸吧。” https://mp.weixin.qq.com/s/gTiRof88Z-ieH0pmEr1Yrg

媒体“公关化”：经营困境下十年转型，政府成最大买单者 新闻业好像崩塌了。长达30余年的良好行业发展态势已告终结，而且立即进入加速衰退期，逼近生死关头。 如果说报业坍塌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那《南方周末》又是如何起死回生的？ 答案并不显而易见，但已然发生——放下所有的底线。 2018年开始，报社经营将精力放在创办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中，以整个报社的品牌为企业冠名，包揽从专题采访到论坛颁奖全流程，同时深度参与政府宣传部门的活动，以新闻的名义刊发宣传稿，从中获益。 这也不是《南方周末》一家媒体的孤例，而是所有市场化媒体转型的必由之路，他们在新媒体改革上耗尽心血，却最终发现，政府才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最大买单者。 在宣传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向压迫下，新闻的新主流消逝，宣传的旧主流回归。南周的底线从“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不说假话”妥协成“如果一定要说假话，绝不创造性说假话”。 是“双微”（微信和微博）的出现拯救了南周。微信是最适合后门户时代的媒介形式，它和网页、APP不同，不需要大量吸引眼球的内容，哪怕平时发“垃圾”，也可以依靠一篇高质量的稿子“出圈”；微博则弥补了南周以周发行的时效缺陷。 不过在当时，改革本身并不能扭转报社的处境。身处衰退行业的报纸，要面对的是终局博弈。转型的最终目的是要退出传统报纸，进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行业。显然，南周没有这个基因。 F说，包括他自己在内，每一个到2016年还没走的记者都不愿意看这个世界，不愿意接受互联网（已经成主流）的现实，“能接受的早就走了”。有次内部讨论，还有同事激愤地认为“以后报纸不要上网了”。 内部常常认为，《南方周末》是一份没有总编辑的报纸——总编是南日或宣传部派来的审查员，作为政治安全防火墙的政工干部对南周文化没有认同。 2016年7月，段功伟从南日时政部调任南方周末总编辑。“噩梦般的人生开启了”，一位接受采访的人士形容。大环境的逼仄不必言说，段功伟在任的两年，过于谨小慎微，只能在划定的池子里扑腾。 从机制上而言，中宣部和广东省宣对南方报系有审读机制，但对下属子报（如《南方周末》）的日常化审读则由南方报业自己完成。按照规定，例行发报前，需要把报纸传到审读组。据S观察，新的审读员有很多应届毕业生，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停留在想象，眼里容不得任何社会的阴暗面，比集团的老审读员还保守。 取得上述成果，除了榜单等产品外，软文，一种伪装成新闻的付费广告“功不可没”。 很难说软文这样畸形的盈利模式是在哪个确切的时间点产生。但可以确定，风潮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而涌现的——他们更青睐于将广告包装成新闻。 成为惯例则是在微信公众号时期。经历广告、推广、AD等表述后，软文变成了更模糊的“专题”。在其他媒体中，软文也被冠以“特刊”“专版”“地方观察”“焦点”“行业观察”等名字。它们与新闻有相同的格式和编辑风格，也会署上编辑和记者的名字。 S离职后，经营部门拿走了公众号等产品，对软文大幅放量。营收的具体数字可以和同类型媒体作对比：2018年，《南风窗》微信公众号营收仅30多万元，杂志广告从2000多万断崖式下降到500万。第二年，《南风窗》将杂志的内容生产能力导向新媒体，到2022年，公众号创收飙升至近4000万。 到现在，软文在年轻记者中已经没有更多讨论。他们将其视为常态，因为这是保证媒体生存的唯一举措。对年轻记者来说，写软文也能获得几倍于新闻稿的收入。几年前，一家槟榔企业在南周的公众号投了一条公益广告，一位绿版的记者明确在群里表示抗议，认为他们写了这么多科普槟榔的稿件，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吃。但对报社而言，百万级别的投放并不容易拒绝。 软文的泛滥还意味着编营分离的原则被彻底打破，新闻和广告不仅不再区分，而且广告开始以新闻的形式产出，由此而来的是无法再进行媒体监督，“因为监督的对象都是你的客户”。这个程度而言，软文更像预支的保护费，让负面的新闻敲诈合法化。从负面新闻敲诈到正面软文横行，盈利模式从报社主导变成企业主导，权力的上下级交换了位置。 我还想起王海燕写到的一件有些黑色幽默的事：一位受访者说，为了不迷惑领导，他们的报纸对“软文”的放置位置做了规定：不在前三页，也不与新闻放在同一页上。“如果领导把这篇文章圈起来，或者对它作出指示，怎么办？......你可以欺骗读者，但你不能欺骗领导。” 还有比企业主导的软文和媒体公关化更糟糕的吗？ 有，政府“订单”。 不知不觉间，市场化媒体对政府的依赖已经难以想象，也越来越希望接到政府的广告，因为“企业的钱不稳定，而政府的钱稳定”。 作为自救的一部分，市场化媒体开始自觉向党媒靠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宣传，更新颖的形式是以“智库”为首的研究中心。比如南周CSR企业社会研究中心，走公益公共的形象；科创类研究中心以科创主题出报告，做商业合作；城市研究中心则是做城市形象传播，拿政府预算。用更直接的话总结，就是先给政府示好，政府也能借此弥补宣传网络中没有市场化媒体的缺憾。 “传统媒体的转型，已经被证明所谓走市场就是走政府，政府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最大买单者——买媒体貌似客观、公正的报道背书，附带部分影响力。”Can说。 换句话来说，这相当于媒体用特许经营的牌照，去做地方政府的生意。之前不赚这个钱，是因为政府是主要监督对象。Can另外观察到，很多党媒在给政府写软文时，签的合同是协助政府做调查研究，“以调查研究之名，帮政府写软文。” 更大范围内，媒体正在从被维稳的对象，变成帮助维稳的推手。到2017年，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型报业集团都推出舆情项目。以南方日报为例，成立了“舆情专报”“舆情案例库”“舆情健康度报告”“舆情排行榜”“突发事件应对建议”等。 这类项目的开花结果，是媒体对政府要求进一步服从的回应。对市场化媒体而言，拿钱意味着成为国家治理分支的一部分。比如，在新疆棉事件中，政府就提前放料给南周，要求其帮忙打赢中国舆论战。 当市场红利消失殆尽，也许南周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老路上，试着重新成为宣传工具。弘毅去外地交流时，一位媒体负责人带着自嘲说，“今天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我们是怎么从一家著名的、以调查报道闻名的都市报，到现在成为一家依靠党的媒体。” 对南周而言，创报之初，编辑部希望用出色的报道赢得市场。监督的力量既来自所属集团组织内构筑的保护屏障、编辑部的民主氛围，更来自发行量带来的市场影响力。 彼时，权力对媒体与市场结盟的态度还是暧昧的。他们需要媒体听话，但也需要媒体挣钱。南周创始主编左方曾说，“相视一笑，擦身而过，彼此知道是干什么，各退一步”是南周试图达到的状态。 但随着铁拳的攥紧，市场也恐惧权力，并最终成了政治压迫的帮凶。 我后来问一位对此有过深入研究的新闻学教授，“是因为市场可以从中获益，所以与政治合谋是它更好的选择？”“不是更好的选择，是唯一的选择。” 鸡蛋终归是鸡蛋，碰不了石头。 党允许记者进行有限度的监督，但它可以随时收回；记者则利用对政策的重新解读，绕开某些限制，创造监督的空间。 新年献辞事件的爆发摧毁了一切，不是让之前的努力彻底归零，而是到零度以下。“你永远不可能是自己人，而且永远打入最底层 ”弘毅说。一把火烧光了三十年的信任，从此被视为巨大威胁。 更广泛的环境中，温和派的声音在2015年彻底幻灭，紧接着是2016年的“党媒姓党”。许多报纸开始重新调整版面，以更好地服务政治宣传的需要。 其中被认为是报纸“脸面”的头版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为了不“犯政治错误”，不少报社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让编辑们遵守，比如习近平必须在头版，与他有关的新闻必须放在第一页。 一家北京报纸曾经想要停报，但北京市委宣传部没有允许，原因是领导要看报纸，不能所有报纸都和人民日报一样，得有差异。因为怕批评，报纸里选择刊登的报道都“比较正能量”。不过负责人坦言，即使不是上报纸的，“现在也没有到发出来能犯错误的，稿子都审了多少遍了已经。” “年少的时候谁不愿意轰轰烈烈去死，但你死了之后，有时候连说的机会都消失了。我们要今天过完瘾，明天就关门吗？”一位记者说。 过去十年间，监督报道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从监督官员的腐败，走向监督环保，再到医疗反腐——监督报道永远配合中央，做符合国家治理政策的监督。允许报道的事件，来来回回被反复提及。 Can说，当前整体的颓势已经不可避免，但局部的折腾，比如红星、极目、九派的零敲碎打，类似于90年代异地监督的重启。只是比起之前的实地调查，现在的监督停留在表面，大部分通过网络爆料、电话核实，低成本做负面。 而即使这类表面监督，也几乎是在地方宣传部默许的情况下进行的，背后的潜台词是：适当搞搞别的地方，他们的宣传部就会过来跟我打招呼，提高我的存在感。在复杂权力体系里一种互为对等的博弈中，公众享受到了真相的供给。 社会对记者的不理解在不断加剧。L忙碌在不断重复建立信任的过程中，花大量精力和采访对象解释新闻对社会的价值、解释职业的性质，有时甚至需要通过不太符合新闻伦理的方式隐瞒诉求。 南方系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切实担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220-mainland-southern-weekly-business

古今异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