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Readiviearning

草

我和女友四蛋儿的关系曾经一度陷入在“她一表现出情绪——我立马出面解决”的行为模式里走出不来。 她在电影院被后座的人踢椅子，我立马替她出头。 她在工作中出现矛盾/烦恼，我就开始疯狂转动大脑想解决办法。 她出现她自己都说不清的情绪而不说话，我却歇斯底里地逼问她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更要命的是，当她不认同我的做法，不按照我的解决方式去解决时，我会瞬间感到巨大的不耐烦。 好像是在怪罪她：“你既想让我帮你解决，但又不听我的，你到底想怎样啊？” 久而久之，在这个模式里的我俩谁都没有获得任何好感受。 四蛋儿觉得她好像并不应该在我面前表现出情绪，需要装出一副情绪稳定的样子。 而我则像是一只惊弓之鸟，全身心的关注着她一丝一毫的情绪变化，随时待命出击。 同时，我愈发变得像一个控制狂， 四蛋儿则越来越难以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她感到永远都无法自己处理问题，总是需要我的帮助。 我才终于开始质疑这个“关系行为模式”本身。 我曾以为，我的做法就是“接住对方的情绪”，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爱+不安+控制的混合反应。 我害怕她痛苦（共情）我想消除她的不确定（问题解决模式）我承受不了那种无助与混乱（自己内在的焦虑）四蛋儿的焦虑、抱怨很容易地激活了我的“保护者原型”，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都有“做她妈妈”的责任感和压力感。 我能敏锐地捕捉她所有“未说出口的期待”，从而过度卷入到了她的课题当中。 而这一切的根本，都是我无法接受无助与混乱，我需要掌控一切。 我看不得四蛋儿身上有负面情绪的出现，我在否认她作为一个复杂的有七情六欲的人的存在。 事实上，这里的根源，是我在否认我自己作为一个复杂的有七情六欲的人的存在。 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或者说，存在本身，就是复杂的、混乱的、起起伏伏的。 人有高光时刻，就会有低谷时期。人有能跨过的痛苦，就会有无法处理的创伤。 但我全部都选择了假装看不到这些客观事实。 我希望我是超人，四蛋儿也是超人。我们永远都一帆风顺，开心幸福。 所有的事情都能被解决，所有的麻烦都能消失。 当我意识到了这些之后，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 那我该怎么办呢？不为她出头，不帮她解决问题，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吗？ 我尝试了几次，发现即使我表面不说话，但内心还是很抗拒、不舒服。 “我不能控制她 → 我就不要说话 → 但我还是很难受 → 我是不是就该忍着？” 直到我懂得了：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用非反应式的陪伴。 把注意力从“她说了什么烦恼” → 转向“她现在需要的是被接住” 我可以对她说： “我听见你很焦虑/累了。”“这些问题真的压得你喘不过气吧。”“我没有答案，但我在你身边。”这不是技巧，而是态度：陪她一起面对，而不是替她处理掉。 同时，我也要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类，我也有接不住，消化不了情绪的时候。 我可以跟她说： “我听你说这些的时候，心里其实也有点沉重。”“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应你，可能我现在也需要一点空间安顿自己。” 最终，我理解了共情和共在的区别。 共情：我感觉到你很痛苦，我也一起沉进去了 共在：我看见你很痛苦，我没有被拉进去，但我和你在一起 真正的陪伴，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我在她情绪里没有逃开，也没有试图修理她。 我和你在一起，无论你现在是喜悦、焦虑、愤怒，还是脆弱。我不评价你的情绪，不急着改变它，也不被它吓退。我不试图控制你，但我也不疏远你。 当我们两人一起跳出原有的行为模式之后，神奇事件发生了。 我不再像是个控制狂，我也不会把我的全身心都投入到“观察女友的情绪变化”上面。 注意力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感到松弛、专注。 四蛋儿也慢慢找回了自己的力量（事实上她一直是一位优秀的人），正视那些自己说不清的情绪和感受。 她发现原来好像也可以理得清，看清楚。莫名的低落、烦躁、提不起精神，再也不是莫名而来的了。 几个月前，我们一起自驾新疆。在旅途中遇到了许多意外和困难。 但我们像是一个真正的团队，分工协作、有效沟通、拥抱不完美。 如果说要我现在描述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 两个好奇心爆棚永远长不大的小屁孩儿手拉手一起在世界这个游乐场里，玩个痛快！ source

以前的工作垃圾也不少

只是有人开始调查了才这么说而已

AI 生成的工作垃圾破坏生产力 2025-09-24 20:11 by 开普勒62号1：邀请 BetterUp Labs 和 Stanford Social Media Lab 调查了 1,150 名全职员工，发现过去一个月四成员工收到了工作相关的 AI 垃圾（workslop）——即 AI 生成的看似精雕细琢但缺乏实质性内容的文本。收到之后员工们平均每条需要花 1 小时 56 分钟处理，给企业造成约 186 美元的损失。对一家有 10,000 名员工的公司而言，每年造成的生产力损失逾 900 万美元。员工报告，收到的内容有 15.4% 属于工作垃圾。其中同事之间传递的工作垃圾占到了 40%，有 18% 的内容从直接下属传递给经理，还有 16% 的内容则是自上而下传递。除了财务成本之外，工作垃圾还会损害职场关系——半数接收者认为发送者缺乏创造力、能力和可靠性，42% 的人则不太信任他们。 slashdot.org/story/25/09/23/092205/ai-generated-workslop-is-destroying-productivity #商业

笑死了

这摩托车男孩的小心思呀，都不忍揭穿他

# 钱阿姨 *北岛* 据父亲说，五十年代初有个叫王玉珍的农村姑娘，因家庭纠纷从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见那官司旷日持久，她落脚到我家当保姆。那时我们住东交民巷外交部街 1 号，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没几步路。王玉珍身强体壮，嗓门洪亮，带孩子洗衣服搞卫生买菜做饭全包了，根本不当回事。据父亲说，每天下班都看见她坐在家门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轮流喂饭。父母白天上班，无人替换，估摸每回开庭我们都跟着对簿公堂。两年后，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们哥儿俩已经满地跑了。 1957 年底，我们家来了个新保姆，叫钱家珍，江苏扬州人。她丈夫是个小商人，另有新欢，她一气之下跑到北京；先住后母家，不和，下决心自食其力，经父母的同事介绍来到我家。钱阿姨和我互为岁月的见证——我从八岁起直到长大成人，当了建筑工人；而钱阿姨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开放前，父母的工资几乎从未涨过，每月总共 239 元人民币（对一个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钱全部交给钱阿姨，由她管家。 钱阿姨不识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记账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头上。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我和钱阿姨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大眼瞪小眼，开始家庭经济建设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个 16 开横格练习本，封皮油渍斑斑，卷边折角，每页用尺子画出几道竖线，按日期商品数量金额分类。钱阿姨掰着指头一笔笔报账，并从兜里掏出毛票钢蹦儿，还有画着圈儿记着数的小纸条。那些圈儿，依形状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让人想到原始符号。 对我来说，这活儿实在令人厌烦，一年 365 天几乎从未间断，如果间断那么一两天，得花上更多的时间精力找补才行。我贪玩，早就像弹簧跃跃欲试，随时准备逃离。钱阿姨先板脸，继而拍桌子瞪眼，几乎每天都不欢而散。其实这账本父母从未查看过，钱阿姨也知道，但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代写家书。关于钱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总唠叨自己是大户人家出身，有屈尊就驾的言外之意。说来她素有洁癖，衣着与床单一尘不染；再有她每回择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这倒都是富贵的毛病。 钱阿姨有个异母同父的妹妹，接她的扬州来信是头等大事。为确保邮路畅通，她张罗着给邮递员小赵介绍对象。可候选人不是农村户口，就是缺心眼儿。每次相亲我都在场，真替小赵捏把汗。说来还是钱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会等级被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小赵变老赵，单身依旧。 钱阿姨干完活，摘下围裙套袖，从枕下抽出刚抵达的信。我展开信纸，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过去。钱阿姨听罢满脸狐疑，让我再念一遍。接下来是写回信。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最多会写两三百个字，实在不行就画圈儿，跟钱阿姨学的。好在家书有一套模式，开头总是如此：“来信收到，知道你们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时间久了，才知道钱阿姨的妹妹也有“枪手”，是她女儿，跟我年龄相仿，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阵，我们同病相怜，通信中会插入画外音，弄得钱阿姨直纳闷儿。 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可疑，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1958 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在变形的工人农民代表的焦灼注视下，过路人全都跟贼似的，六神无主。可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飘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 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搭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式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个玩笑。1966 年夏，文化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一阵她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背语录——她的困难是不识字，扬州话还绕口。那年钱阿姨 43 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惟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令人尴尬的沉默。钱阿姨沏茶倒水，还要给我做饭，我推说有事，匆匆告辞，转身消失在人流中。没几天，传来离婚的消息，在家里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据说离婚的理由很简单：钱阿姨嫌人家脏。 1969 年初，钱阿姨又搬回来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楼空：母亲去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弟弟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我去河北蔚县的建筑工地，随后妹妹跟着母亲去干校，父亲压轴，最后去湖北沙洋的干校。 弟弟去建设兵团那天，父亲到德内大街的集合点送行后回家，在楼门口撞见钱阿姨。她气急败坏地说：“要是保保（弟弟小名）找个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说了没有？”“没跟他说这个。”父亲答道，“别追了，他已经走远了。”钱阿姨仰天长叹：“我的老天爷！” 1970 年夏，我们工地从蔚县搬到北京远郊，每两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轿车离开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钱阿姨围着我团团转，嘘寒问暖，先下一大碗汤面，用酱油、醋和葱花做底料，加上一勺猪油，再煎俩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她一下子老了，皱纹爬满脸颊额头，还有老年斑，有照片为证。那是我拍的一张肖像照，为了办户口手续。要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苦练了好几年，不过拍摄对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床单搭在铁丝上作背景，再调节三盏大瓦数灯泡作光源，用三脚架支起捷克“爱好者”牌 120 双反照相机，用快门线控制，咔嚓，咔嚓——我得承认，那的确是失败之作，正如钱阿姨的评价——“像鬼一样”。当然还有后期制作的问题。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给楼下的一凡，我们共用一台放大机。 一凡后来抱怨说，没辙，底片曝光不足，即使用四号相纸也是黑的。接着他犯了更大的错误，把十几张废照片随手扔进垃圾箱，不知被哪个坏孩子翻出来，贴满各个楼门口和楼道窗户上。钱阿姨就像通缉犯。这下把钱阿姨气疯了，到处追查，最后发现罪魁祸首是我。 在家闲得无事，她心里不踏实，花了 120 元给我买了块东风牌手表。阴错阳差，我收到父亲的信，原来干校又传出闲话，正监督劳动的父亲陈述难言之隐。钱阿姨一听就明戏，于是告老还乡。我们家最终未实现给她养老送终的承诺。 1982 年春，作为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的记者，为采写大运河的报道，我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途经扬州。事先给钱阿姨的妹妹写信，通报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采访后，我来到她妹妹家。钱阿姨显得焦躁，一见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却没有泪水。从她妹妹的语气声调中，能感到钱阿姨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我提议到她的住处坐坐。 沿潮湿的青石板路，我们并肩走着。钱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随时会在大地上消失。所谓家，只是一小间空木屋，除了竹床，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带来本地买的铁桶饼干，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礼物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在她浑浊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对老年对饥饿对死亡的恐慌。她迟疑着嗫嚅着，直到我告辞时才说出来：“我需要的是钱！”我傻了，被这赤裸裸的贫困的真理惊呆了。在大门口，夕阳从背后为她镀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没笑出来。我请她放心，答应回家就把钱汇来（后来母亲汇了 70 元）。 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钱阿姨讲的那种扬州话。原来这是她的故乡。 #每日一文

【做空多邻国！Qwen 同传模型来了】 Qwen 发了一个 3s 延迟，支持 18 种语言/方言，可根据视觉内容调整翻译的实时翻译模型 这个例子里的 Mask Mask Mask Musk 可以被精确翻译，太牛逼了！！ #Qwen#Alibaba#AI $BABA https://fixupx.com/Alibaba_Qwen/status/1970566497312612361

# 伪造的病历 *陈蔚文* 柜子深处．抽屉底部，病历是家庭档案重要的一部分。 保存病历，一切有此习惯的人，是否都对时光和生命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与忧愁？ 有位朋友甚至保留着已逝母亲的病历。大牛皮纸袋，封装着他母亲最后几年的生的意志。这其中每步都有他的见证：那些东奔西跑的医院，各项检查诊疗、希望与绝望问的艰难沉浮……他母亲临终也不知自己的真实病况。 “病变是最与自身血肉相连，却也最不属己的异物。”病历是这句话的最好注释。病人，尤其绝症病人，常出于被保护而不享有知情权。 “我无法充当死神的信使，我无法当面告诉妈妈她的真实病症，因此，我调动自己全部的文学天分和全部医学常识，为妈妈伪造了一份合情合理的病情和治疗方案。直至今天，妈妈深信不疑。可是在一些比较特别的时刻，比如想到生命意义，我又觉得她有知道病情的权利，有选择最后方式的自由。我是不是太过越俎代疱呢？” 这是一位女子在母亲肺癌骨转移后的痛苦困惑。 可说真的，我怀疑这是真不知还是佯装不知？作为与身体朝夕相处的主人，它的每点动向与征兆，病人如何会不察？也许只是不愿，不敢往最坏处想，对生命抱有最后一丝希望。 那位不敢向母亲坦言病况的女子，母亲却远比她想象的更坦然。从半昏迷状态中蓦然清醒（“回光返照”）时，女儿告之以真实病情，她说：“那还有啥说的。人同有一死，其实也没啥。”——如此从容的一句话，要用多少智慧和心胸来准备？ 面对纷纷赶来的亲友，她一直报以微笑。女儿告诉她，为她准备了一小块墓地，上面雕刻着她最喜爱的水仙花．母亲说：“其实用不着。”又说：“我感到我真幸福。”——这是她的最后遗言。 一个能在辞世前说“我感到我真幸福”的人。真是太幸福了！虽然 68 岁在现代寿数中算不得什么，甚至可视作凄惶，可又有多少高寿者能在谢世前吐露“我感到我真幸福”呢？ 人类最终极的恐惧在这轻轻一句里，尘归于土。 那让人惴惴难安的病历对有些人其实不必隐瞒。这世上果真有比死更强大的东西．那就是顺应，这柔软中饱含最亘古的定力。安时处顺，知命乐道，故不忧。这样的沉静，这样的高贵．这样的镇定自恃，在这态度面前，死又算什么？不过是辞君向沧海，烂漫从天涯。 那尾随在每个姓氏后的病历更像盘旋于头顶的落叶，它何时会落下呢，那要看风的方向与速度……当有一天，它落下并覆盖一个姓氏，并非因怨愤而实施惩罚。只是时辰到了，它伴同一个生命返回他当初的来处。 #每日一文

# 自己带油上餐馆 *梁文道* 近年来每逢入冬，北京和上海这些繁华地就一定有些朋友到处送腊肉腊肠，而且特别声明是自家养自己做，格外健康。当然啦，这批人很忙，又住在城里，不大可能真的自己动手辟建猪栏。所谓自己养猪，就是把挑好的乳猪送到农村，雇一家人看管养大，指定饲料，不加激素，到了冬日再宰了取肉灌肠。这么做不止保证口味合意，更能确定肉是好肉绝无添加。他们说，现在市面上的猪哪一头不灌水不打针？哪一个畜场不在饲料里头下药？尤其腊肉之类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夹杂了什么玩意。 再发展下去，便开始有人圈地种菜了，因为他们连街上卖的蔬菜都信不过。而且，对于一些工作压力过大的高端白领来说，趁着周末全家人开车去市郊的农地里稍事劳动，也不啻是一个回归田园亲近泥土的纾神妙法。 国势昌隆，于是中国可以不高兴；食品有毒，于是中国人又可以务农了。表面上看，这两端似乎十分矛盾；但要是照清末知识界流行的那种国民体质决定国家命运的学说看来，百姓天天服毒其实又颇有助于盛世的开展。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喝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长大，平常吃的是假鸡蛋与实质上形同巨型避孕药的水产鱼鲜，后来又打污染过的疫苗针，居然还有十三亿人熬了过来，迈步走向小康社会，这该是个多么百毒不侵多么可怕的民族呀！古时候的斯巴达人把小孩扔到旷野，没被狼啃掉的才能回来当战士。如今的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活在剧毒的温室，不看有害精神的谷歌，却以艰苦的环境锻炼出最强健的体魄最纯正的人格。我估计未来要是发生核大战，地表上唯一能够存活下来的动物大概就只有中国人和蟑螂了。 可惜我那些朋友目光短浅，看不到光辉灿烂的未来，只见恶心腐臭的今天；不顾大局，专爱小我，竟然试图把自己的食物供应链从整个社会上切割开来。然而，天网恢恢，虽疏而不漏，千算万算他们大概也算不到原来连炒菜用的油也是“地沟油”吧。 谈到“地沟油”，查一查“维基百科”，可知它的生产方法是：“从餐厨垃圾坑渠内捞取状似稀糊油膏状物，经过滤、沉淀、加热蒸发分离为成品地沟油，或将劣质、过期、腐败了的动物皮、肉、内脏经过简单加工提炼后生成油脂，一部分流入食用油市场变身成为清亮的‘食用油’”（我尤其喜欢‘膏状物’三字，描写得非常传神）。除此之外，它还有几个表兄弟：“馊水油是将宾馆、酒楼的剩饭、剩菜（通称泔水）经过简单加工、提炼出的油。而重复使用变质的食用油，称为‘回锅油’或‘万年油’。某些不法餐馆、酒店或其他公共餐饮场所将客人留下的剩菜经过回收后，称为‘口水油’。” 真是无所逃于天地间呀，这几种油看起来闻起来几乎完全正常，而且价格低廉，所以深受广大餐饮业者的欢迎；根据最近向媒体爆料的武汉工业学院教授何东平所说，你在外面平均吃十顿饭就有一顿会吃到地沟油。特别是川菜湘菜这些用油量大的菜系，内行人都晓得“地沟油”早就不是什么行业机密了。我去阿里巴巴随便输入“地沟油”，兜售相关设备的工厂就超过两百家，这些年国人口味愈来愈重，川湘菜馆开得到处都是，就连菜式一向清淡的福建人广东人夜里也都跑去水煮鱼酸辣锅，恐怕就和地沟油这些新种食材有因果关系。 后来听说何东平教授受到压力，被逼改口，表示“地沟油”其实没有他本来说得那么严重。究竟是谁在施压？为什么施压？我想那些人一定是有心人，为了大家好，不希望人民从此怕了“地沟油”；毕竟这也是我国强种大业的一部分呀。 至于那些胆小怕事的家伙，听说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带油上馆子了。或许可称之为“自助油”。 #每日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