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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还是桌子 *彼德·比克尔* 他的房间在寓所顶层。他或许结过婚，有过孩子，或许以前还在别的城市住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有过童年，不过那年头小孩子们打扮酷似大人，这在祖母的照相簿里可以看到。他的房间里有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条地毯、一张床和一只柜子。小桌上摆一个闹钟，边上堆着一些旧报纸和一本照相薄，墙上挂一面镜子和一幅画。 老人每天早上出去散一回步，下午散一回步，同邻人聊上三言两语，晚上就在桌前坐着。 天天都是如此，从无一点儿变化，星期天也不例外。每次坐在桌前，他就旁听闹钟发出滴答的声音，没完没了。 有一天，这天有点特别：出了太阳；天气不冷不热，鸟儿卿卿喳喳地叫，人人和蔼可亲，孩子们玩耍游戏。特别的乃是，老人忽然由衷地喜欢这一切了。 他脸上起了笑容。 “现在全都要变了，”他想。他解开衬衣第一粒钮扣，脱下帽子拿在手里，加快了脚步。他步履轻捷，心情畅快。走到自己那条街上，向孩子们点头示意，到了门口，拾级而上，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然而房间里一切还是老样子：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他一坐下来，便又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满腔的喜悦顿时烟消云散，因为什么都没有变啊。 老人勃然发怒了。 他看见镜子里自己涨红了脸，眼睛壁成一条缝。他痉挛着双手握成拳头，举起来，猛击桌面，先是一下，接着又是一下，继而大擂，嘴里一边不停地喊叫： “非变不可，非变不可！” 闹钟声听不见了。渐渐地，他的双手开始发痛，嗓音嘶哑了，于是又听到了滴答声，什么都没变。 “永远是这张桌子，”老人说，“这两把椅子，这张床，这幅画。对这桌子我叫它桌子，对这画我叫它画，这床就叫床，这椅子人称椅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法国人管床叫‘立’，管桌子叫‘橱婆儿’，管画叫‘梗不落’，管椅子叫‘谢死’，他们彼此都明白。同样，中国人讲话彼此也明白。 “为什么床不叫画呢？”老人想着，不禁微微一笑，随即大笑起来，直笑到邻人敲墙喊“静一点”方才作罢。 “这就变，”他说道。从今往后他把床叫作“画”、“我累了，我要上画睡觉，”他说。早上的时候，他常常在画上躺好久，寻思着椅子该怎么个叫法。他称椅子为“闹钟”。 于是，他起身穿上衣服，坐到闹钟上，胳膊支着桌子。可是桌子现在不叫桌子了，它现在叫地毯。那么，清晨他下了画，穿上衣服，坐到地毯旁边的闹钟上，思忖什么东西该怎么命名。 床他叫画，桌子他叫地毯，椅子他叫闹钟，报纸他叫床，镜子他叫椅子，闹钟他叫照相机，柜子他叫报纸，地毯他叫柜子，画他叫桌子，照相簿他叫镜子。 于是乎：早晨老人在画上躺了好久，9 点整，照相簿响了，他起身站到柜子上，免得脚受冻，然后从报纸里取出衣服穿上，对着墙上的椅子照一照，再坐到地毯旁的闹钟上，随手翻阅镜子，直至找到母亲的桌子。 他觉得这样十分有趣，翻来覆去练了整整一天，把这些新词背得滚瓜烂熟，记在心里。如今呀，什么都改名换姓了：他现在不再是男人了，而是脚，脚成了早晨，早晨则是男人。 这下诸位可以自己来续写这个故事了，还可以照老人的法子变换其它词儿，响叫作放，冻叫作看，躺叫作响，起叫作冻，站叫作翻。 有道是：男人的时候，老脚在画上响了好久，9 点整照相簿放了，脚冻，翻在桌子上，免得早晨看了。 老人买了蓝色的练习簿，密密麻麻写上新词儿。为此忙得不亦乐乎，人们很少在街上见到他了。 然后，他致力于学习一切事物的新名称，渐渐地倒把本来的给忘了。现在他掌握了一间语言——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语言。 时而，他做梦都用这种新语言。他还把学生时代的歌曲译成他这种语言，低低地自吟自唱。 可是过不多久，他连翻译都感到力不从心，他已忘了旧的语言，不得不在蓝本子里检寻正确的词儿。他怕与人交谈。人家是怎么叫那些东西的，他得想上老半天。 他的画，人家叫床。他的地毯，人家叫桌子。他的闹钟，人家叫椅子。他的床，人家叫报纸。他的椅子，人家叫镜子。他的照相簿，人家叫闹钟。他的报纸，人家叫柜子。他的柜子，人家叫地毯。他的桌子，人家叫画。他的镜子，人家叫照相簿。 事情发展到了这步田地，人家一开口，他就会忍俊不禁。 当他听人说：“您明天也去踢足球吗？”或者说：“雨已下了两个月了。”或者：“我有个叔叔在美国。”他就憋不住要笑。 他笑，因为他感到莫名其妙。可是，这并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它悲哀地开始，悲哀地结束。 穿灰大衣的老人再也不能理解旁人了，这还不算太槽。枯糕的是，旁人不再理解他了。所以他什么也不说了，他沉默，只是自言自语，连招呼也不打了。 #每日一文

没有男人只能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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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梦想 实现了！

# 在贫穷中挣扎的父亲 *马德* 父亲是在他生命的第 49 个年头上去世的，那一年，我正好考上大学。 父亲得的是肺气肿，一说是肺穿孔，到底是什么病，至死也没有搞清楚，只说是和肺有关。父亲跑了一趟官厅的医院，没几天就回来了。父亲说，那个地方，贵巴巴的，咱们住不起。 父亲回来后，批发了些青霉素，每天在家里输液。开始的时候，是村里的医生给他扎液，时间久了，村里的医生推托着，不愿来。父亲没办法，有一次，他对我说，来，你给我扎。我说，我不会。父亲说，没事，把针头稍微放平些，顺着血管扎就是了。我一咬牙，手哆嗦着，顺着他的血管扎了进去。第一针，扎深了，拔出来，重扎。第二针，扎透了，针尖从血管的旁边出来，血红红的，也跟着渗出来。我满头是汗，都急得快哭了。父亲用药棉捂住针眼，说，没事，没事。说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声。 一个人，一个家，无助到了这样的地步。 父亲说，我的这个病，有一万块钱就能治好，穷人没钱，只好拿命扛了。那个时候，家里为了给父亲治病，以及为我上学，已经是债台高筑了，别说是一万块钱，就是一块钱，也不好拿出来。有一次家里没盐了，没钱去买，只好白水煮菜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强忍着往下咽，谁也没说话。 但，泪都在心里。 我小的时候，父亲正年轻，是远近闻名的木匠，三村五里的人们，多请他去打家具或者盖房。我记得，那时候，父亲干一天的工钱是 2 块钱，还有一盒官厅烟。烟，父亲舍不得抽，一盒一盒地藏在柜里，留待过年的时候抽。2 元工钱呢，父亲也不急着要，人家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 我记得，过年的时候，父亲常常买很少的炮仗。买鞭炮只买一挂，仅买 200 响的。我舍不得放，今天拆一个，明天拆两个。有一次，我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不多买点呢。父亲回过头来，眼一睁，愤怒地看着我，说，那是钱啊，噼啪一响，就没了，你想败家啊？！ 我很怕父亲，赶紧一扭头，灰溜溜地走开。 快上初中的时候，我特别想拥有一支钢笔。父亲要去后草地换粮，正好要路过县城，我央求父亲，希望他到县城的供销社给我买回一支钢笔来。父亲一点头，说，行。后来几天，我每天站在山梁上，盼着父亲和他们换粮的车队回来，一等，就是半天。 终于盼到父亲回来了。帮父亲卸了车，饮了牲口，喂上草料。我心“咚咚咚”直跳，惴惴地问父亲，钢笔买回来没有。哪料，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哦，回来的时候，人家商店都关门了。然后，便旁若无人地做他手头的事，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在旁边，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心里悄悄地骂：谁相信你的话，你是抠门，不愿给我买！ 正是因为这样省吃俭用，父亲才把我家的房从 3 间翻盖成 5 间。 早年间，乡里有一个姓李的书记，长得白白的，穿得很干净，浑身上下不沾一丝土尘。有一天，他来到我们村，一把拉住正在疯玩的我，对别人说，你看，这个孩子的眼睛仁多黑啊，将来一定有出息。书记说这话的时候，恰好父亲也在场。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很激动地对母亲说，李书记说了，咱们小子将来会有出息。父亲一边说，一边喘着粗气，不知道是因为兴奋，还是某种可以看得见的未来激荡着他的心，总之，父亲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激动样子，现在想起来，犹若在眼前。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很晚了，一家人正准备睡觉，一个人“笃笃”地敲门，开门一看，是李老师。李老师是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要参加转正考试，正在复习。他听说我回来了，要问我道数学题。印象中，那是一道分解题，在算式中加一个х，再减一个х，就可以轻易分解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教过我的李老师惊呼不已，他当时坐在炕上，惊讶得几乎都快傻掉了，连连说，啊呀，了不得，了不得。然后，抓住父亲的手说，三叔，这孩子，你得好好供啊，这将来是块材料啊。 父亲激动得又是一宿未睡。 然而，前路苍茫，我是经过复习才考上大学的。父亲拉着我的手，说，这两年，你考不上，村里人风言风语的，说你根本考不上，好多不三不四的话，我听了很不舒服，但我心里知道，你能行！说完，一行浊泪从他病得有些瘦削的颧骨上滑下来，洇湿在枕头里。我的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噼哩啪啦地跟着落。父亲说，你别哭，考上了，这就挺好，我就是死也放心了。 父亲说完，又含混地唉了一声。人们都说，人死的时候，是没泪的，你说，我这是快死的人吗？父亲说完，将头扭过去，半天没说一句话。 父亲是在将家里的 5 间土坯房翻盖成砖瓦房的时候得病的。 起地基的时候，父亲的痰中就带血丝。问村里的医生，医生说，没事，可能是毛细血管破裂，并无大碍。一家人都相信了医生的话，以为真无大碍。然而，不久，父亲就不行了，体力严重不支，虚弱得连路都走不了，虚汗常常湿透全身。 一辈子没有坐过火车的父亲，因为闹病，坐了一会火车，但对它，这次旅行，却是一次痛苦的梦魇。车厢里，混浊的气味，以及呛人的烟味，让他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捱到了官厅，下了车，父亲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他说，他在车上，好像死了一次。 父亲临终的时候，把账本拿出来，借了谁家多少钱，是怎么回事，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我。末了，他说，这些钱，你一定要还了人家，这样，我就是死了，也心安了。咱人穷志不穷，别让人家骂咱们！说完，他把账本给了我，又极为深情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中，包含着失败、无奈、歉疚、无力回天以及难以言说的痛苦，总之，人生百味，尽在其中。 我知道这账本背后有多少辛酸与悲苦。记得，父亲去世之后，我和一个人借钱埋葬父亲，那个人冷冷地说，借给你可以，可是，你拿什么还我？！在他看来，一个穷人，是会永远穷下去的。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穷人，所要面对的一切，所要承受的一切。 #每日一文

# 一天的等待 *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又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脚，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加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塞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鹤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每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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